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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作为空间治理的重要平台和工具，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在“五级”和“三类”之间，建立面向实施的有效传导机制。文章通过分析，总结空间规划传导“失效”“失调”“失衡”等现实问题，借鉴“网络化治理”理论，提出“通道 + 网络”的空间规划传导机制，打通“事权、协同、共治”三个维度的传导通道，并结合广州市黄埔区空间规划的实践，探索面向空间治理现代化的空间规划传导实施路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的发布，标志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基本形成，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的体系架构已基本清晰[1-2]。在原有“条块化管理”①模式下，空间规划传导存在重纵向轻协同、重落实轻反馈等系列问题。新时期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从总体上建立了系统性的框架，打破了原有的“条块”分割模式，但是要实现各层各类空间规划的有效实施运行，则要在规划体系内部实现“联动互通”，需要在规划传导方面探索全新的机制和制度安排。

空间规划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 [3]，因此有必要从空间治理的角度切入，探讨空间规划传导方式的转型与创新。近年来，国内学者的关注点多侧重于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 [1-7]，其中，林坚等人提出构建“一总四专、五级三类”的空间规划体系 [8]，赵民提出原有各级各类规划的合理内涵应当保留并融合进新的体系等 [9]，但对于各级各类空间规划如何建立传导机制的研究则较少，少量的研究以案例介绍为主 [10-11]，针对性较强但是普适性不够，且缺少理论支撑。戈德史密斯等人提出的“网络化治理”理论 [12] 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其理论关键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二是明确资源共享是治理的基础；三是关注互相协同的治理过程 [13]。本文在分析原有空间规划传导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运用“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通道 +网络”的传导机制，并结合广州市黄埔区的空间规划实践，探索面向空间治理现代化的规划传导实施路径。

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传导机制研究—对广州市黄埔区规划实施路径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