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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面向构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的目标和要求，文章探讨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制度刚性、规模刚性和空间刚性，辨析了用途管制的结构弹性、功能弹性和治理弹性。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管制刚性与弹性的互动逻辑和内在关系，明确用途管制从顶层制度设计到地方治理实践过程中，需通过数量和空间双管齐下管制，促进用途管制内在逻辑互动式良性循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应围绕目标、功能、创新和机制的“四轮驱动”进行路径优化，促进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转型升级，提升用途管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国土空间是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经济交互作用形成的地域复合系统，实现国土空间的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1]。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由 1981 年的 6 720 km2 增加到2018 年的 56 076 km2，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侵占了大量的农业与生态空间，给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当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40％，为保障国内粮食基本自给，中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尽管如此，全国耕地面积仍面临不断减少的压力[2]，林地、草地和水域等生态用地保护的形势也日趋严峻[3]；如何在平衡区域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对不同国土空间用途的有效管制，是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与改革的重点。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刚性与弹性的互动逻辑及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