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开发边界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其雏形是通过城市外围的绿带，控制城市的无节制扩张。而其被我国普遍关注则是在 2005年之后[1]，经历了“城区空间增长边界 (2006 年 )—开发边界控制线 (2012 年 )—城市开发边界 (2014 年 )—城镇开发边界(2017 年 )”的演变。直到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城镇开发边界”以及 2019 年《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等文件颁布，城镇开发边界在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内涵才渐成共识，相应的划定方法、管控规则等成为研究焦点。

  近年来，学者主要从城镇开发边界的技术思路、划定方法和实施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行研究，多聚焦在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方法与管控体系 [2-7]。其中，部分研究指出城镇开发边界不仅是技术边界，还是具备政策属性的综合边界，具有促进央地共治、塑造美丽国土空间的作用 [2]，《指导意见》更将其作为地方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但在现有相关理论研究或实践中，对于如何落实城镇开发边界的综合属性、绩效评估等多维度诉求，尚未有明晰的技术方法与逻辑，技术方法仅关注“规模—形态”的要素，认为城镇开发边界“量形兼备”[6]，是在兼顾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与资源承载力评价的基础上，综合城镇的空间模拟与发展诉求 [7] 划定的。

  综上所述，城镇开发边界在我国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已然处于重要地位，但划定逻辑还局限在“规模—形态”二维技术框架，对“空间治理、高质量发展”等柔性要素考虑较少。因此，有必要梳理城镇开发边界的综合属性，在优化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引入“活力、绩效”等技术逻辑，探索新时期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逻辑框架与技术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