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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重要的政策试验区，与其他不同试验区在同一空间中叠加、融合将产生显著的制度集成效应。文章以成都自由贸易试验区双流片区为例，研究其发展历程中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国家级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等各类重要的政策试验区的叠加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集成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模式下产业和空间安排的若干建议。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政策试验区建设的核心本义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降低制度型交易成本。各类政策试验区不应各自为政，而应通过政策融合、制度集成将政策效应放大。同一空间中叠加多重政策区的地区应积极研究如何建立制度集成的体制机制，为新兴产业营造、科研技术创新、消费市场培育及腹地纵深厚植提供坚实支撑。

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是我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关键手段。当前，全球贸易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通过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 ( 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党中央应对时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截至 2019 年底，经过 5 次扩容，我国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领头雁、从沿海到沿边的“1+3+7+1+6”建设新格局。新时期，自贸试验区除了传统的增加贸易机会、创收外汇、引进技术体系等微观经济需求外，还包括更为丰富的宏观战略目标，如升级经济功能、转变发展方式、融入全球市场、建立新型经贸关系及政府职能等，这些都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作为有力支撑。进一步看，沿海地区发展水平、开放程度较高，内陆地区改革开放起步晚、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对于内陆地区来讲，自贸试验区所肩负的体制机制改革任务更重，也更为紧迫 [1]。

制度集成视角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模式研究 ——以成都自由贸易试验区双流片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