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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以广州市为例，探讨城市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规划供给机制。研究表明：广州市中小学设施呈多中心集聚的空间结构，且与居民人口空间分布高度匹配，呈现出中小学设施向使用者聚集的显著特征；不同地区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中小学设施聚集中心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设施可达性显著低于中心地区；在中心城区范围内出现了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洼地”，该类地区在用地构成方面具有几项显著特征，如工业和研发功能用地占比较高、存量建设用地占比较高和居住用地在短期内快速增长等；外围城区在生育新政影响下人口出生率快速增长，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水平和人口出生率增长在空间上出现了不匹配。文章通过原因探究发现，因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决策过程及规划实施方式本身存在的不完善，导致了部分地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基于此，研究对现有规划供给机制提出优化建议，提高其有效性，以应对生育新政下广州市人口出生率的增长带来的基础教育设施不匹配问题。

0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鼓励生育—控制生育—逐步放开”的演变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65 年，我国实行鼓励生育政策，满足战后社会发展的需求；1966 ～ 1983 年，由于人口增速显著快于综合国力提升的速度，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独生子女政策；1984 年至今，生育政策逐步放开，从仅允许村家庭生育“二孩”，到各地区试点推行“双独二孩”，再到2013年全国实行“单独二孩”，最终在2016 年全面开放“二孩”政策[1]。2014 ～ 2018 年，在“单独二孩”

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下，广州市人口年平均出生率较2009 ～ 2013 年的人口平均出生率提高了50%。目前对生育政策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领域和经济领域，包括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总量、出生人口性别结构，以及对劳动力资源、服务消费市场等的影响，但对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产生的影响研究较少[2]。已有研究认为生育新政将给妇幼卫生保健设施供给带来影响[3-4]，但对于同样与新生人口密切相关的基础教育设施，相关研究仍然空缺。因此，有必要对城市基础教育设施的供需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生育新政带来的影响，提出解决策略。目前，各城市地区普遍存在的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基础教育设施)供需问题包括：供给规模不足、空间布局不均衡和使用者满意度不高等。现有研究主要从设施布局的公平性、可达性等角度探讨上述问题的根源，但公平性、可达性等仍然是表象，现有研究缺乏从设施供给的源头—规划供给机制进行研究和解释。本文将以广州市为样本，研究现有的规划供给机制对中学、小学设施空间布局特

广州城市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分布特征与规划供给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