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城乡规划和城市文化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摘　要]我国的城乡规划发展进程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逐步恢复、发展和壮大的，文化与城乡规划之间的内在联系源于城市本身的文化属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城市依靠文化的力量来探索发展之路。文章基于对文化与城乡规划关系的分析，提出以文化促生长的城乡规划新发展策略及以“文化+科技”引领城乡规划新思维的规划途径，有助于解决新时期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改革开放；城乡规划；文化；生长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10-0032-06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庞春雨，刘晓书．改革开放40年城乡规划和城市文化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J]．规划师，2018(10)：32-37．

Review and Prospect of Forty Years of Urban-rural Planning/Pang Chunyu, Liu Xiaoshu
[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urban planning is in accordance with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hina. Urban planning is essentially connected with culture in that city is cultural and its development is driven by cultu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urban planning, proposes that “culture and science” lead urban planning thought will help solve urban problem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ning-up, Urban-rural planning, Culture, Growth

0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城乡规划发展迅速，从改革初期东部沿海城市、经济特区的规划建设，到如今中西部省会城市的高速发展，我国城乡规划的研究理念和政策体制经历了恢复—重建—转型的过程。在这四十年里，城乡规划行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研究体系、法律和法规，指导着城市各项建设。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2017年的58.5％[1]。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文化一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著名的美国文学专家Krobo和Clark Hung认为“一个群体的文化是指这个群体所处的社会遗传结构和这些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由于这一群体的特定历史生活和特征，它已具有社会意义”[2]。如果从广义上将这一“群体”理解为城市，那么可以认为城市文化是城市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总和，而城市的各个领域又因为文化而获得新的社会意义和活力。本文认为，文化是城市生长的动力，其可以通过城乡规划来主导城市的生长。

1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规划和城市文化的发展历程与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乡规划事业的发展具有三个特点：①1978～1990年的城乡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侧重于发展，导致了城市文化的游离。②1991～2008年的城乡规划主要任务是协调安排城市各类土地和空间资源，全面部署各项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该时期城市规划的转型需要融合城市文化。③2008年以后的城乡规划主要任务是凝聚城市精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该时期城乡规划的发展需要城市文化，文化促进城市的生长。1.1城市规划的恢复与文化的游离(1978～1990年)
1.1.1以发展为前提的城市规划使城市文化游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迅猛，城市规划工作全面恢复，规模也逐步扩大。同时，我国城市规划以“市场化”和“法制化”为目标，建立了与国家建设体系相关的城市规划研究体系，指导着国家的城市建设。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及文化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我国，既丰富了规划师的视野，又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建设注入了新的思路。这一时期，我国大部分城市都开始了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例如，深圳在1980年编制了《深圳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其所确定的城市发展模式与西班牙工程师阿尔图罗·索里亚伊·马塔(Autoro.Soriay.Mata)所提出的“带形城市”模式相似，而这种多中心组团群式的规划模式也可以看作是对有机疏散理论的体现。而上海、大连这类具有殖民背景的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规划设计上(如城市总体规划的道路网布局、城市景观风貌的建设以及修建性详细规划中居住区的规划实践)都能找到西方城市建设的痕迹。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建设以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生产生活空间的构建为主，并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各类项目建设。以1986年深圳城市总体规划、1986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上海中心城区总体规划、上海中心城区主要公共建筑规划为例，其将城市用地划分为4个模块(图1～图４)。如表1所示，基础设施模块所占比例最大，生活和生产模块所占比例相同，文化模块所占比例最小。这一时期，文化设施的建设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主要体现，以发展为前提的城市规划使城市文化游离(图５)，城市文化未能参与到城市整体的发展中。
综上可知，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规划并没有将城市文化作为一个发展能动因素加入到城市的发展建设中，城市的文化、特色在快速的城市建设中逐渐消失。综观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城市建设缺乏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