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远郊衰败型村庄振兴探索—以广州市莲麻村村庄规划为例

[摘　要]在快速城市化与城乡二元割裂的背景下，大都市远郊衰败型村庄面临着传统产业衰败、乡土文化没落、建设实施与治理乏力三大发展困境，急需引导其转型发展，实现村庄振兴。文章结合广州市莲麻村村庄规划实践，在分析村庄特征及发展条件的基础上，从乡村产业再造、乡土文化复兴和乡城协同治理三个方面探索其振兴路径，以期为大都市远郊衰败型村庄振兴规划提供参考。
[关键词]远郊衰败型村庄；乡村振兴；莲麻村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5-0096-06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 徐进勇，李滔．大都市远郊衰败型村庄振兴探索—以广州市莲麻村村庄规划为例[J]．规划师，2018(5)：96-101．

Regeneration Of Decayed Villages In Exurban Zone: Lianma Village, Guangzhou/Xu Jinyong, Li Tao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fast urbanization and with dual urban-rural system, exurban villages are facing difficulties of traditional industry decay, rural culture degradation, weak implem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The villages need transition towards rural regeneration. With Lianma village plan cas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s and conditions of exurban villages, studies their regeneration paths from industrial regeneration, cultural renaissance, and coordinate governance of city and countryside,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exurban villages of other cities.
[Key words]  Decayed exurban villages, Rural regeneration, Lianma village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增长目标导向下，村庄被默认为资源最优效率配置定律支配下的土地和人口等生产要素的来源地[1]。资源与要素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使城乡“二元化”问题日趋凸显。在此背景下，大都市远郊地区的村庄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年轻劳动力外流，村庄传统产业衰败；乡村文化瓦解，村庄失去固有特色，村民家园归属感丧失；村庄精英流失，组织管理“破碎化”等。
长期的城市中心论思维方式，使得中国村庄的发展与规划未曾真正从村庄主体的角度进行整体性的考量[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这个战略庄严地写入党章，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本文以广州市莲麻村村庄规划为例，在分析村庄特征及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探索大都市远郊衰败型村庄的振兴路径。

1大都市远郊衰败型村庄的发展困境

1.1村庄传统产业衰败，“输血”式补贴振兴无力
乡村传统的农业种植由于性价比较低，村民从事农业种植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虽然有国家补贴，但是大量的耕地依然被抛荒。现阶段的村庄更多依靠“输血”式发展，采用以工补农、城市“反哺”农村的补贴扶持模式。“反哺”过程固化了城乡二元分化格局，“输血”固可解燃眉之急，但形成不了“造血”功能，村庄产业无法获得长足的内生发展动力。
以往的村庄规划多是“重空间，轻发展”，重点关注村庄的风貌整治、环境提升等内容，很少进行村庄产业与经济的谋划。缺乏产业引领的村庄发展，效率低下、内生动力不足。因此，以产业培育为核心重塑乡村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3]。

1.2村庄乡土文化没落，“美化”式运动割裂传承
工业化、城镇化大背景下的村庄建设运动导致传统的村庄文化逐渐被快餐式的城市文化取代；村落自身的地缘特征、文化特性缺乏引导和提炼，使得其文化艺术价值不断流逝[4]；村庄精英流失，导致乡土文化失去传承与发扬的重要纽带。
目前大量村庄规划工作较为急功近利，忽视了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尊重与延续，只是机械复制城市模式[5]，“重美化，轻传承”，有的甚至成为掩饰村庄乡土文化衰败的“遮羞布”。

1.3建设实施与治理乏力，“外部植入式”治理模式不接地气
村庄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产业和文化衰败是表象，内在原因是村庄建设实施与治理乏力。大多数村庄原有的社会组织模式已经瓦解，难以通过有效整合多方资源来促进主动式发展。村民代表大会流于形式，村民自组织薄弱，在一些村庄，即使通过民主的办法，也难以达成村民的一致行动，因此难以办理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公共事务[6]。
现有大部分村庄主要采取“外部植入式”治理模式，过分依赖政府的资金和行政命令，即被动治理，未形成主动积极的模式，无法通过有效的治理来促进村庄产业和文化内生发展、吸引人口回流，也无法实现村庄经济、文化的整体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