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为什么研究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生态专项规划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不仅可以带来人口集聚、生活便利和经济高效，还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聚居区。然而，当前城市发展的实践却造成了大量侵占生态用地、吞噬生态空间和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导致生态服务功能退化、人居环境恶化，各种“城市病”频发，城市已成为当前人与自然矛盾最突出、最严峻的地方。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及“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等理念要求，明确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略。
面对当前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进程，面对日趋严重的各种“城市病”与生态环境问题，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求，我国需走出一条既要发展又不破坏生态、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镇化道路。作为全面指导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规”)首当其冲，但目前总规中对于城市生态的考量仍存在不足，包括规划思想上的增长优先、生态置后，规划制度上的定位不清、融合不足，规划内容模糊宽泛且忽视生态服务功能内涵，规划指标庞杂，规划实施与管理可操作性不强、执行不力等[1]，因此总规亟待切实加强对生态维度的考量与应对策略。
本文将聚焦总规阶段，针对其对生态考量的缺失或不足，总结国内外已有的城市生态规划理论、方法、生态规划技术导则和标准，以及城市生态建设实践，在当前总规改革的大背景下，提出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总规阶段生态专项规划思路、目标、方法与内容，构建城市生态专项规划的总体技术框架。

1背景—相关生态规划理论、方法与实践总结

对于国内外相关生态规划理论或思考，先后有多位学者做了回顾与梳理[2-9]，关于生态导向下的规划方法，先后也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探讨[10-24]。  例如，在国外早期有“城市公园行动” “田园城市”“有机疏散”等生态规划思想的萌芽，中期有麦克哈格因子叠加法、生态城市十原则等方法的探索与应用。在国内主要有马世骏、王如松提出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黄光宇提出的生态城市规划复合系统原则，王如松提出的共轭生态规划与泛目标生态规划，俞孔坚提出的“反规划”等理念(表1)。近年来，我国陆续出现了包括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广州市生态专项规划和三亚市“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总体规划等具有代表性的生态规划实践(表2)，住建部、环保部也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生态规划的技术标准(表3)。可见，生态规划理论正从单一自然生态系统的考虑向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综合考量发展，规划技术从简单的适应性分析等技术向遥感、GIS、复杂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等更高级技术发展，规划方法更加多样(其中先底后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