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21世纪被称为“城市世纪”(Urban Century)。2016年10月20日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落下帷幕的第三次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发展大会，就针对全球快速城镇化议题，通过了一份重要的政策文件：《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这份里程碑式的文件明确指出：应抓住城镇化的发展机遇，再次审视城市和住区的规划、设计、开发和管理方法，通过城市与住区的改善促进经济包容永续增长，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助力转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1]。可见，《新城市议程》向全球各国的城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我国城市化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这也符合我国当前的发展现实：我国的城镇化率已在2016年达到57.4％ ，处于“纳瑟姆曲线”中城市化加速期向成熟期过渡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不仅要继续增加城市空间“量”的积累，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加强对城市空间的管理，做好从城市“空间建设”向城市“空间服务”过渡的准备。

1面对挑战：新常态下的城市设计管理

在过去的30年，我国的城市建设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城市化发展期。这个时期，地方政府获得中央赋权，开始了以“拉开城市框架、拓展城市增量”为经营策略的“空间资本化”进程[2]。这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普遍适用的城市增长逻辑，也成为稳定、常态化的城市发展路径。这种快节奏、大规模、粗放式的开发建设模式，使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产业园、开发区、大学城和城市新城新区成为一种城市增长的“常态”，也使得郊区化、千城一面、空间拼贴和结构失衡成为该时期城市空间形态的一种“常态”。造成这种失序与失态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在建设思路上重“增量”轻“提质”，在空间管理上重“定量”轻“定性”。归根结底是由于对城市设计的重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城市设计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综合形态环境塑造与管理方面的优势。
近年来，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启动和“城市双修”的提出，我国的城市规划已逐渐由增量向存量转型，对土地的利用模式也相应地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过渡，向更强调以人为核心、生态节约、智慧高效和多元特色的方向转变。这些转变都标志着我国的城市发展将迈入一个以“降速、转型、多元”为特征的“新常态”[3]。“降速”意味着城市的发展速度将回归正常，在逐步放缓的建设过程中加强空间管理，推动城市在社会、资源、文化和管理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转型”意味着城市的发展使命将回归本真，由“增长引擎”转向“生活家园”，更加注重城市空间质量的提升，使城市成为高品质生活的载体；“多元”意味着城市的发展路径将回归理性，不再是经济效益至上，更加关注城市的综合效益，走多元特色的综合化发展道路。因此，可持续是对“降速”的应对，高质量是对“转型”的承接，综合发展是对“多元”的展现，这三点将成为新常态下城市发展的新要求。
面对上述新要求，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相互配合显得尤为重要。城市设计负责空间形态的塑造与定性管理，城市规划承担城市功能的调配和定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