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郊县”向“郊区”转换的困境与路径—富阳撤市设区后的午潮山周边地区的发展思考

0引言

      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早期区域概念的提出，到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带等一系列区域的规划与引导政策的密集出台，再到党的“十八大”后陆续推出的长江经济带、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京津冀一体化等战略举措，跨政区协作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发展所关注的重点内容，相应的推进行动也始终未曾停止。事实上，为了能在全球竞争体系中占据更高的地位，强化区域内的联合成为政治权力机构与经济发展机构的主动要求，这已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1]。与国家层面推进区域一体化打破行政障碍、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的含义相一致，撤市(县)设区实质上是地方层面尤其是地级市层面推进一体化的跨政区协作行动[2]。究其动因，罗震东将诸多相关研究结论归结为扩大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整合县级单位的经济发展力量以及协调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公共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三点[3]，其中对位于撤市(县)设区后的交界地带的地区而言，公共基础设施的协调统筹最为迫切。
      在制度经济学领域，产权是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因素，其交易成本揭示了诸多“行政区不经济”问题出现的背后逻辑。对于撤市(县)设区这一行政行为而言，要使一个包含大量农村地域的县级政区成功地转型为城市型政区，不可能一蹴而就[4]，单靠区划调整很难解决市辖区划分、新老区融合等经济社会空间多个领域的问题，因为跨行政区的负外部性依然存在[5]，经济低效益与行政低效率、高成本的状态[6]依然难以改变，其背后是财事产权的协调与分配问题，尤其是在“公共品”的供给方面，且这类问题在撤市(县)设区后的交界地带最为突出。因此，从制度创新[7]视角打破行政割断、化解区划冲突，因地制宜，寻求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行政单元之间的协调式竞争与合作[8]便成为解决撤市(县)设区交界地带突出矛盾的重要方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