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村庄规划的反思—从“鲁侯养鸟”谈起

【摘 要】《庄子·外篇·至乐》 上记载：“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冯友兰先生对“鲁侯养鸟”故事的释义为“不随顺人之性，而强欲以种种制度治之，则如络马首、穿牛鼻，以人为改天然，其结果适足以致苦痛，此各种人为之通弊也”[1]。自从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之后，规划界对乡村规划的重视与日俱增，全国各地编制了多种类型的乡村规划，如村庄布点规划、村庄整治规划、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等。形形色色的村庄规划在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但也往往在特色性及实用性不足等方面为人所诟病。根本原因在于规划师习惯以城市规划的手法“短平快”地规划村庄，对目标人群的实际需求考虑不足，以己之好恶规划村庄，非以乡村使用者的需求规划村庄，犯了“鲁侯养鸟”的毛病。当前学术界对村庄规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空间资源化利用、村庄规划体系重构和村庄规划实践介绍三方面，从人的需求角度研究村庄规划的较少。本文试图从不同人群需求的角度出发，对当前我国村庄规划建设和乡村发展道路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关策略建议。

1从我国传统城乡关系演变中看乡村使用者的类型

      当前规划师在进行村庄规划时，也会出现对人群的需求进行考虑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对特色村庄进行旅游策划时考虑游客的需求，另一种情况是在村庄规划的公众参与环节考虑原住村民的需求。暂不讨论各类规划对游客及原住村民的需求的考虑充分与否，进行村庄规划时，是否仅需要考虑上述两类人群的需求，值得思考。我们今天怀念昨日乡村的情景，“记得住的乡愁”不仅是指乡村的青山绿水，更是指乡村曾经承载的一份中国式的人文情怀。那么，又是以谁为主缔造了中国式的乡村文明呢，这都需要从我国传统城乡关系中寻求答案。
      从历史的角度看，晚唐以来直至19世纪末的近代，我国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基本呈现出城乡统一、连续发展的模式①，城乡之间的人才是双向流动的。城乡之间并没有呈现出巨大的差别，城市跟乡村相比并没有绝对优势，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和情趣没有凸显出过多的优越感和特殊性，甚至官僚文人从生活和政治角逐等角度反倒将城市视为喧嚣、樊笼，进而产生与此相左的“乐山林、鄙城市”的田园观念，形成影响深远的隐逸思想[2]。我国传统的精英阶层多为拥有土地的士绅，其社会经济基础建立于乡村，而非城市。名流高士常居乡下，城乡具有同等的教育机会，居住在中心城市之外无损身价[3]。牟复礼对当时城乡关系的概括为：“不是城市，而是乡村成分规定了我国的生活方式。它就像一张网，上面挂满了我国的城镇。这张网是用我国文明的料子织成的。”[4]我国传统的士子多数在乡间读书，然后到城市为官，再至候缺或丁忧告老之际，多半要还乡[5]。我国传统的商人在外经商，据点也常在其乡，至老也要还乡，其所赚银两也多有反馈家乡建屋、造桥及修路。人才的流通意味着信息、资金等的流通。当前留存的特色乡村也基本牢牢烙印了上述乡村精英士绅阶层的痕迹，如徽州乡村的发展就与徽商兴起及各大耕读传家的徽州宗族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