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利用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循环方式。因此，在新自由主义城市规划学者的眼中，私有化、去管制等尤为重要。但城市要产生合理的自组织结构，最重要的是要具有构筑自组织结构的条件和环境。现实中，信息不对称、公共品问题、外部性和不完全竞争使自由市场的作用不能积极发挥，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如污染、噪音、公共品缺乏、拥堵及垄断经营等。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规划等政府干预尤为重要。但政府干预仅仅起辅助作用，需要进一步界定哪些市场无能为力，要由政府去做，如公平界限、公共品界限、伦理界限、生态界限、城市防灾界限及城市风貌保护界限等。
      城市经济学原理和城市规划学原理在实践中的矛盾统一——在上述情况下，制定有效的城市和规划政策越发具有挑战性。如能将更强大的经济理论贯穿于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城市规划政策将会被不断改善：通过对城市的有限资源( 土地、劳动力、资本) 进行最优分配和组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通过解决市场失效问题，减少城市交易成本( 与城市病相关)，实现城市集聚效益的最大化；通过合理和科学地进行政府与市场( 经济杠杆和价格规律) 的分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协同发展。
      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到未来完善市场配置资源：中国城市规划的长期变革方向——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理念，利用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达到帕累托优化目标；但毕竟中国市场还很不健全，因此城市规划还需要维持一定的范围和作用。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城市规划长期的变革方向不仅要弥补市场失效，还要强化与城市经营的协同性。毕竟相对而言，规划着眼于长远利益，城市经营着眼于眼前利益。中国的城镇化速率越来越快，发展动力越来越大，因此对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科学化水平要求就越来越苛刻，以保障城市规划的强可控性。反过来，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健全和处于转型期的限定，城市规划等也会出现“失效”，诸如对公共利益的冷漠、忽视少数人或弱势群体的利益、官僚作风和管制滞后等。因此，城市规划的重点应该放在克服“市场失效”上。凡是“市场失效”的那些领域，都是城市规划要关注的重点。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的，企业能有效处理的，政府都不必去关注，也不必发挥调节功能。

3  “十三五”期间中国城市规划和政策焦点的战略思考
 
☆清醒认识当前中国城市规划面临的周期性衰退和结构性调整问题。

      经济发展及生产生活模式、城市体系和城市形态、城市治理体系都受制于技术创新与变革，有一定的周期性规律( 图3)。

      每一轮的经济周期本身还有亚周期：在50 ～ 55 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之中，镶嵌着两个20 年左右的库兹涅兹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亚周期，分别是后萧条库兹涅兹周期和后滞涨库兹兹周期( 图4)。

      在2008 年后，全球各个国家往往都是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建设投资的刺激来拉动出口和内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需求导向的政策趋向，中国进行4 万亿元的投资实际上就是受这一逻辑的影响。当宏观固定资产投资产出的边际收益急剧递减后，大规模投资适得其反，可能进一步激化问题，于是开始转向供给导向或“供给侧”的政策制定( 降税、去管制、去库存等)。
 
☆三个“侧”回归：“回归东部地区”“回归城市中心”“回归特大城市和地区”。

(1)“回归东部地区”城市发展政策。中国的东部地区是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最佳的地区，聚集了最成熟的巨型城市地区，拥有最便利的交通条件。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看，2008～ 2013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整体轨迹波动明显，但东部地区的投资投入产出最稳定( 表1)。2008 年后，以4 万亿元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全国层面相对布局均质，高铁建设等基础设施投资在东中西和东北地区都相对快速发展，由于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作用，实际上持续的投资边际收益率在东部等地区普遍较高且稳定不足为奇。“十三五”期间，融资难、去库存需要投资等政策更进一步向东部地区倾斜，适度加强非均衡区域政策。

(2)“回归城市中心区”发展政策。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全国层面和市域层面呈现相对“撒芝麻”式的分布，加上“小城市、小城镇”的房地产等政策取向，2007 ～ 2011 年，中国地级市的市辖区GDP 总值占地级市GDP 的比重呈现显著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