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衡量理论是日本民法解释学的重要学术流派，其思想价值有三点。一是市民实用法学的立场。规划师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普通市民，而所谓的专业技术标准也应当经得起常识的检验，不能够违背常识。二是妥当配置利益的社会观和裁判观。不能机械地套用现有的规划文本和法律法规，简单判断问题和处理纠纷，而是具有积极追求实质利益的精神，重视现实社会中相关各方的实际利益，对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切身利益进行精确分析，合理解决纠纷。三是积极的裁判者形象。规划部门和公务人员应当成为积极的裁判者和实施者，主动预防、化解各种类型的规划纠纷，而不是只会机械地“照章办事”。

【摘要】通过深入分析日本民法解释学中的利益衡量理论，指出我国城乡规划实施制度对于利益衡量忽视造成“失效”的现实根源，并从规划许可、规划执法、规划交易等三个方面探讨利益衡量理论对城乡规划实施制度建设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制度建设策略：构建为国民提供便利服务的规划实施制度；提升规划部门和公务人员积极行政的能力；关注法律规范中的“影响利益条款”。

    在儒家文化长期影响下，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义利观”。而现实社会中，利益衡量扮演的角色依然重要。人们关注利益，却又常常忌讳探讨利益。在制度构建中，往往强调“理性、和谐、奉献”等集体主义价值观，而忽视准确衡量制度所指向的对象的切身利益。这样，经常会出台一些看似“理想”的制度，而在现实中却根本无法得到有效实施，甚至催生了大量基于利益衡量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与正式规则交错并存，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弊端，也是法治化所面临的重大挑战。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指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存在立法随意、诚信缺失、选择性执法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与忽视利益衡量的弊端分不开的。在日本的民法解释学中，利益衡量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尽管该理论来源于民法，但民法作为“万法之母”，对包括城乡规划法在内的行政法也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