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城区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其更新多以城区内经遴选的若干文化空间的更新为触媒，推动城区实现保护与功能活化等多元目标。但当前遴选过程以定性决策为主，较少开展多维度量化评价，在更新主次、实施时序上缺乏明确指引。在梳理文化空间基本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物质、社会、感知3个维度出发，引入耦合协调分析模型，构建包含文化场所代表性、文化活动密集度和文化感知认同度的文化空间绩效评价体系，并以广州历史城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评价结果有效识别出广州历史城区中的标志性文化空间及其次高值区域，同时揭示次高值区域的短板：文化活动密集度不足，且文化活动密集度与文化场所代表性、文化感知认同度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有待提高。由此，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可供借鉴的文化空间精细化治理建议。

[关键词] 文化空间；历史城区；文化规划；耦合协调度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5)07-0062-09

[中图分类号] TU984、K928.5、C912.81

[文献标志码] B

[引文格式] 邓毛颖，张佶，吴洁琳，等．基于“场所—活动—感知”的文化空间绩效评价体系构建：以广州历史城区为例[J]．规划师，2025(7)：62-70．

0　引　言

文化软实力已成为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文化空间作为提升城市凝聚力、塑造城市特质的核心载体，近年来已超越狭义的公共文化设施范畴，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重点领域。历史城区是传承和展示城市文化的重要场所，其保护与更新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难题，当前普遍面临交通混乱、空间局促、权属复杂、建设限制严苛等多重困境。目前，通过遴选历史城区内若干文化空间作为更新触媒，逐步、有序实现历史城区保护与功能活化等多元目标，已成为各地的通用做法。但遴选过程多以定性决策为主，较少开展多维度量化评价，导致在更新主次、实施时序上缺乏明确指引。历史城区的空间调整难度大、资源需求多，而城市政府用于文化发展的资金本就有限，我国大城市政府决算中文化相关支出约占总支出的1％～5％，且受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可用的资金规模还有下降的可能，如英国伦敦的文化公共投资自2010年以来下降了42％。

文化空间具有物质、社会和感知等多重属性。已有研究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且为数不多的文化空间绩效量化研究也主要聚焦于布局特征分析与感知分析两个方面。前者虽能较好地揭示宏观、中观层面文化空间的布局结构和演化规律，但未涉及文化空间自身的特性；后者仅关注文化空间多维属性中的单一维度——“感知”，并将物质、社会属性作为诱发感知属性的两大机制，然而由于感知属性的主观性较强，且个人经历的影响更为突出，无疑弱化了物质、社会属性的重要性，也未能揭示文化空间的综合特质。总体来看，已有文化空间绩效评估方法对文化空间多重属性的回应不足。因此，急需探讨科学且具有横向可比性的文化空间绩效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明确文化空间治理的优先级与提升方向，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源于人类学，Benedict提出其构成要素为人、活动和场所。此后，Foucault提出“历时性沉淀”、Bianchini提出“文化实体” 等概念。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将文化空间定义为“一个可以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或一段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Lai等则进一步将文化空间的属性阐释为物质、社会和感知。上述相关定义均揭示了文化空间的多维属性，因此有必要构建多维、综合的文化空间绩效评价体系。

本研究旨在从文化空间的基本属性出发，构建文化空间绩效评价体系，并结合较为成熟的单维度分析方法及耦合度计算模型，揭示文化空间在不同维度的长短板与关联度，形成空间的网格化、可视化呈现。广州作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城区是广州城市文化的核心载体。该区域的北京路、永庆坊等街区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仍在持续推进更新改造试点。选取其作为实证案例，既能检验评价结果最高值区域的合理性，又能通过次高值区域发现其亟待改善的方面，论证该评价体系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1　评价体系的建构逻辑

1.1　界定评价对象

从规划实践角度来看，对文化空间的认知经历了从历史遗存、旗舰型设施、融入社区的生活场景到更加多样化、更具包容性的空间要素的过程。基于文化空间载体日趋多样化的趋势，相关研究也与时俱进地拓展了文化空间类型。2019 年初在世界城市文化峰会上发布的《世界城市文化报告2018》便提出了70项文化空间要素，包括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图书馆、历史文化遗产、大学与科研机构、剧院、电影院、书店、咖啡酒吧、夜店舞厅、美食中心、社区中心、公共绿地及广场等。本研究以此为参考，将历史城区中包含上述空间类型的城市空间及其周边区域作为评价对象。

1.2　三维指标体系建构

多维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以Benedict提出的人、活动、场所3个文化空间构成要素，以及Lai等阐释的物质、社会、感知3个属性为基础。其中：物质属性与“场所”相对应，表现为文化实体的物质外观和场所主体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社会属性与“活动”相对应，表明文化活动是文化空间的主导，涵盖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文化宣传等，具有吸引社会性交往的集聚效应；感知属性与“人”相对应，表明文化空间富有场所感——它并非单纯物理概念上的空间，它的历时性沉淀对相关群体和个人具有文化认知与情感认同的意义。

由此，本研究提出文化场所代表性、文化活动密集度、文化感知认同度3个一级指标，构建“场所—活动—感知”文化空间绩效评价体系(图1)，用于系统评估文化空间物质外观与场所的文化特色、文化活动对社会性交往的集聚效应，以及对相关群体和个人的文化感知认同意义。同时，将3个维度评价结果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定义为文化空间的标志性水平——三者的耦合协调水平越高，文化空间的标志性越强。

2　评价数据、指标与方法

2.1　评价数据及预处理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与指标计算的合理性，本研究的评价数据以网络开放数据为主。所需开放数据可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地图数据，通过在线地图网站获取，并将研究范围划分成500m×500m的网格分析单元；第二类是基于位置的POI数据，用于划定研究对象范围，同时表征各类文化资源和文化生产活动等；第三类是社交媒体数据，包括豆瓣网同城活动数据、小红书打卡数据、携程网景点评价数据等。各类数据经清洗后，统一匹配至同一坐标系，并与网格单元相关联。

2.2　三维指标计算方法

结合多类型开放数据的应用场景，本研究基于文化场所代表性、文化活动密集度、文化感知认同度3个维度，分别衔接多类文化场所现行等级划分体系、运用通用密度分析方法、参考已有研究，明确三维指标计算方法(表1)。单维度计算结果均经过归一化处理，高值区域可依据实际工作需要划定，本研究以0.8作为分界线。

2.2.1　文化场所代表性

文化场所是指文化空间的物质及场所实体，其代表性由文化设施的特征来表征。城市中普遍存在且通常与文化活动关联紧密的3类文化设施为历史文化场所、公共文化设施、城市公园。这3类设施依据资源代表性、规模等的不同，均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评定等级，可将此作为文化场所代表性的赋值依据。通过对3类设施量化值的平均加权计算，可得出文化场所代表性的综合评价结果。若单个网格分析单元内存在多个同类设施，则将这些同类设施的平均等级作为该类文化场所代表性的量化值。

2.2.2　文化活动密集度

文化活动可细分为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两类。文化生产活动与文化产业联系紧密，如艺术工作室、文化传媒企业、创意设计公司等，因此本研究将文化创意产业相关兴趣点的分布密度作为文化空间中文化生产活动的量化评价指标。文化消费活动的类型较为丰富，主要通过城市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产品供给来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具体可划分为展览、演出、社交、旅行、运动、公益和学习等。本研究采用社交媒体网站中广州同城文化活动的参与人数数据，对文化消费活动的强度进行量化评价。文化活动密集度的综合评价结果，通过文化生产活动密度与文化消费活动强度指标的平均加权计算得出。

2.2.3　文化感知认同度

与文化场所代表性、文化活动密集度指标不同，文化感知认同度已有丰富的研究基础，其评价重点包括文化感知强度与文化感知情感色彩两个方面。已有研究方法涵盖豆瓣、大众点评、微博数据等网络文本分析，以及结构化、半结构化访谈记录文本分析等。基于高效遴选空间、便于横向比较的目的，拟采用社交媒体的打卡频次量化表征文化感知强度，采用旅游网站上各类文化场所、景点的评价数据量化表征公众对文化空间的文化感知情感色彩。其中，评价数据依据用户的主观打分综合计算得出，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用户对空间的喜好程度，且与评论数量无直接关联。文化感知认同度的综合评价结果通过文化感知强度与文化感知情感色彩指标的平均加权计算得出。

2.3　表征标志性文化空间综合绩效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表征文化空间在文化场所代表性、文化活动密集度和文化感知认同度3个维度的协调一致水平(即本研究所称的“标志性”)，特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综合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过程简便、分析结果直观，被广泛应用于各学科领域关于多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研究。其基础模型如下：

本研究在文化场所代表性、文化活动密集度和文化感知认同度3个维度的评价基础上，基于以上基础模型，构建文化空间综合绩效评价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此分析三者间的协调一致水平。

3　广州文化空间实证分析

3.1　案例和数据

广州已有2200多年建城史，规模虽不断扩大，但核心区域从未偏移，其历史城区一直是广府官衙、署衙所在地。本研究所提的历史城区，指《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的1949年以前形成的风貌保存较为完整的城市建成区^①，面积为20.39km²。

为更好地彰显历史城区的文化空间特色、理清历史文化街区的可联动资源，本研究将研究范围扩大至广州中心城区。广州中心城区面积为935km²，集中了全市75％的文化空间要素。因此，本研究以广州中心城区为基底，将其划分为多个500m×500m的网格分析单元，并将各类文化空间POI所在的网格单元作为文化空间研究对象。研究案例的数据来源包括政府部门数据、地图平台 POI数据、社交媒体开放数据(表2)。

3.2　3个维度评价结果

3.2.1　文化场所代表性：历史城区表现最优

文化场所代表性评价结果呈现出较清晰的梯度分布特征(图2)。历史城区内28％的范围为连片高值区域，文化场所代表性高且分布集中，初步形成中山纪念堂—越秀公园、永庆坊—沙面、北京路—农讲所3大文旅区连片发展趋势；紧邻历史城区的东山口是另一处连片高值区域，面积约为历史城区内最高值区域的1/6；历史城区南侧、东侧则形成次高值区域连绵带，具备资源联动潜力。

从文化场所代表性维度的细分指标看，历史城区在历史文化场所、公共文化设施方面占据较大优势。全市43％的历史文化场所高度集中于历史城区。历史城区内依托历史文化场所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十分密集，包括南越王宫博物馆、粤剧博物馆、中山纪念堂等；在历史城区东侧，线性布局以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设施；在历史城区外的珠江新城，则建设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图书馆、广州大剧院、广州市第二少年宫等核心设施。城市公园整体分布零散，虽然历史城区内建设密度较高，但是仍留存有越秀公园、流花湖公园、荔枝湾公园3个公园，且东侧紧邻东山湖公园、南侧邻近晓港公园。历经2200多年的营建，居住、工作、交通、游憩等综合功能不断完善，留存有宫殿、古道、苑囿等多样化的历史文化场所。正是这种历史沉淀、岭南特色与功能多样性的综合作用，塑造了历史城区文化场所的代表性。

3.2.2　文化活动密集度：历史城区缺乏连片高值区域

文化活动密集度的评价结果极化特征显著，呈现出围绕商圈、自然景观分布的特点，这表明文化活动选址存在一定趋同性。连片高值区域出现在珠江新城、环贸中心、北京路等对人群活动和文化创意具有较高吸引力的城市商圈，其中仅有北京路—越秀公园的线性高值区域位于历史城区，面积约为2km²；点状高值区域则多为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景观丰富的公园，如历史城区内的沙面岛、流花湖公园等(图3)。

文化活动密集度高值区域的分布主要受文化消费活动影响，而文化生产活动的分布相对均质。文化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历史城区、珠江新城及创意产业园区。其中，历史城区因长期作为城市行政中心和文化服务中心，集聚了大量文化主管部门、社会团体、手工坊等机构，而小型传统画廊、艺术家工作室等也呈现明显的向历史城区集聚的倾向，其中部分传统画廊兼具字画创作、装裱和交易功能。例如，北京路文旅区的文德路字画街便是文化生产活动密度最高的区域——在630m的街道上，汇集了300余家以字画、文物及装饰工艺品经营为主的企业。珠江新城作为中央商务区(CBD)，集聚了600余家广告、设计等文化创意企业。创意产业园区则呈现出更多元化、综合性的文化创意企业集聚特征。

文化消费强度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路和珠江新城两大商圈，在公园区域呈散点分布，这一分布特征是文商旅融合趋势下文化消费习惯的空间映射。历史城区主要集聚社交类、旅游类、学习类、展览类文化活动，如在越秀公园、沙面等地每日都有社团举办歌会等；珠江新城—广州塔—天河公园区域则集聚了话剧表演、音乐会等演出活动。在文商旅融合趋势下，历史城区以传统街巷空间为主的空间格局及业主分散的权属特性，使其在引入首店、首发等新型文化消费活动方面弱于拥有大型现代零售商和不同规模零售场所的珠江新城区域。

3.2.3　文化感知认同度：历史城区整体较高

文化感知认同度评价结果介于梯度化与极化之间，高值区域分布广泛且分散，这表明文化感知认同存在广域化、碎片化特征。在由珠江新城—海心桥—二沙岛等构成的现代城市中轴序列，形成了线性高值区域；历史城区内的永庆坊、北京路、越秀公园等区域虽为高值点，但未实现贯通连片；白云山、环五山大学城等地也存在高值点(图4)。

文化感知强度明显受人群集聚规模的影响，其中文创会展类、广场类文化空间的平均推荐人数多于历史文化类和自然景观类。历史城区的会展业逐步从流花地区外迁至琶洲会展区，这使其在集聚人群、提高文化感知强度方面并不占优势；珠江新城的花城广场作为广州塔地标的热门打卡观赏地，吸引了大量游客，是连片高值区域。文化感知情感色彩积极的区域分布广泛且分散，仅在珠江新城和永庆坊等地形成小片高值区域；消极区域则多为吸引力较低的小型公园广场、小型私人艺术场馆、尚未开发利用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等。评价结果显示，文化感知情感色彩积极的区域得益于丰富的特色体验，而消极区域的核心影响因素包括活动趣味性不足、交通可达性不佳、内部设施不完备及周边环境品质低等。

3.3　文化空间标志性评价

综合3个维度的分析结果，将其代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后，得到用于表征文化空间标志性水平的协调发展度结果(图5)。标志性水平最高的区域包括越秀公园—北京路、永庆坊—沙面、黄花岗、珠江新城、体育中心等，其中前两者均位于历史城区。越秀公园—北京路是历版城市总体规划、区级“五年规划”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及的重点区域，2020年后针对步行街改造提升、历史街区保护出台了专项规划及建设方案，2021年获评“全国示范步行街”，并入选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成为展现海丝文化、广府文化的重要窗口。永庆坊—沙面片区2015年正式启动微改造更新工作，持续推进一期、二期工程建设，2023年入选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是通过“绣花功夫”进行旧城改造的典型案例之一。评价结果与近年改造重点区域及更新成效显著地区基本一致，表明该评价结果具有合理性。

同时，与单一感知维度的评价结果相比，三维度耦合的结果层次更清晰、高值区域更集中，更能满足实践需求。整体而言，历史城区的标志性文化空间尚未形成连片发展态势，能级有限。针对这一问题，可基于评价结果识别能够连通高值区域的次高值区域，将其作为下一步规划干预的对象。在历史城区内，流花片区、荔湾湖、珠江南岸传统城区—太古仓等次高值区域的文化空间可发挥“桥梁”作用；在历史城区外，东侧的环市东片区、南侧的晓港公园片区等次高值区域，也是可与历史城区联动的潜在资源。为明确上述识别出的5大次高值区域亟待提升的内容，还需结合单维度表现、双维度耦合度表现展开分析。 

3.3.1　次高值区域的单维度表现：文化活动密集度普遍偏低

次高值区域具有中上水平或显著的文化场所代表性，文化感知认同度差异较大，文化活动密集度则普遍偏低，根据相关特征可分为以下3组。

第一组是流花片区、荔湾湖区域。二者均具有显著的文化场所代表性：前者不仅是广州“千年商都”历史遗存最密集的区域，记录了从秦汉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商贸发展史，共有32处历史文化遗产，还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成交额最高的服装贸易集散地；后者位于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是西关大屋传统民居留存较好的代表性区域。但二者的文化感知认同度处于中等水平，文化活动密集度在次高值区域中最低。

第二组是珠江南岸传统城区—太古仓、环市东片区。二者的文化场所代表性处于中上水平，文化活动密集度低，文化感知认同度处于中等水平，这一特征可能与区域吸引的特定人群相关——珠江南岸传统城区—太古仓对年轻群体、游憩人群的吸引力较强，环市东片区则是国际化商贸人群的聚集区。

第三组是晓港公园。其文化场所代表性处于中上水平，园内拥有广州保存最完整的古石桥之一——云桂桥，还种植有上百种观赏竹类，被誉为“竹子公园”。但该区域的文化活动密集度和文化感知认同度均较低，影响力较小，更多服务于周边社区居民。

3.3.2　次高值区域的双维度耦合协调表现：文化活动密集度与文化场所代表性、文化感知认同度均为中低度耦合协调

次高值区域的双维度耦合协调表现具有共同特征：文化感知认同度与文化场所代表性呈高度耦合协调，而文化活动密集度与文化感知认同度、文化活动密集度与文化场所代表性均为中低度耦合协调。比较来看，文化活动密集度与文化感知认同度的高度耦合协调区域主要集中在珠江新城等新中轴地区，这反映出这些区域的文化活动具有吸引访客、唤起情感共鸣的高品质特征；文化活动密集度与文化场所代表性的高度耦合协调区域则散点分布于珠江新城、历史城区内，这表明依托特色场所举办文化活动并不局限于特定的街区风貌类型，但二者之间优质的结合与联动较为少见。

4　基于评价结果的标志性文化空间营建建议

根据标志性文化空间评价结果，在历史城区中识别出兼具高文化场所代表性、高文化活动密集度、高文化感知认同度的标志性文化空间，以及具有发展潜力、有助于拓展标志性文化空间能级与规模的次高值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次高值空间的短板在于文化活动密集度偏低，且文化活动密集度与文化场所代表性、文化感知认同度的耦合协调度有待提高。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以下3个方面的文化空间营建建议。

4.1　标志性文化空间：对标一流，增强国内国际文化感召力

运用文化整体复兴的空间设计手法，突出标志性文化空间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以北京路为例，其作为历史城区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文化空间，既是我国最古老的城市中轴线之一，浓缩了广州2200多年不断代、不迁址的历史底蕴与文化特质，也是自古至今广州最繁华的商业集散地，堪称岭南建筑的活态博物馆。可借鉴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中轴线的保护经验，核心举措在于凸显中华文明“中”“和”的文化传统、中国独特的建筑美学与审美意趣，以及延续至今的国家礼仪传统。北京路可串联千年古道遗址、千年古楼遗址、大佛寺、越秀书院街、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旧址、广百商场等承载不同时代印记的特色节点，通过广府庙会、光影秀、沉浸式戏剧、VR体验等活动，再现“一口通商”“广州起义”等代表性历史场景，塑造具有吸引力的广府文化名片。同时，引入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开展“文化共创”活动，在尊重居民日常生活习惯、保证最低化冲击的前提下，将对本土文化的理解转化为多元的空间场景与文化活动。此外，还需营造国际友好街区，增设国际化语言服务、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及商业业态等，为不同地区的访客提供有趣且便利的文化体验。

4.2　强化次高值区域与标志性文化空间的功能性、交通性串联

充分利用重要河涌、水系景观带、历史轴线、历史铁路线等线性要素，将其作为串联次高值区域与标志性文化空间的通道。以流花片区、荔湾湖区域为例，《基于风貌保护的历史城区城市设计》和正在修编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均提出在历史城区西北侧规划重要生态廊道，加上“绿美广东”行动与广湛高铁的建设，这为构建越秀山—流花湖—广三铁路—荔湾湖—珠江沿岸绿链提供了良好契机，该绿链可有效连接越秀公园—北京路、永庆坊—沙面等标志性文化空间(图6)。绿链沿线区域可纳入城市更新规划体系，通过盘活公房资源、拆除违法建设等方式腾退、“抽疏”空间；改善绿链与标志性文化空间的连通性，着力疏通尽头路、优化绕行路，营造良好的步行环境，并精心梳理沿线的历史脉络、民俗风情、名人故事、市井生活等文化元素，供访客游玩体验。

4.3　次高值区域：以高品质文化活动为核心，突出在地性和场所精神

对应次高值区域在单维度、双维度耦合的表现特征，分为3个组别：第一组为流花片区、荔湾湖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突出，文化场所代表性高；第二组为珠江南岸传统城区—太古仓、环市东片区，具有特定文化受众；第三组为晓港公园，需提升影响力。

4.3.1　第一组：结合文化场所代表性发掘在地资源

以流花片区为例，可紧扣“千年商脉”这一主题，通过植入多元功能、塑造特色场景、联动新兴产业提升区域活力(图7)。具体而言，可盘活低效用地与低效楼宇，引入中高端商业、广式餐饮、时尚培训学校等功能业态；从“场所”向“场景”升级，置入与独特的空间形态适配的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形成整体文化IP，如在流花湖“葵堤”布置秀场、在中苏友好大厦旧址举办大学生电影节、在兰圃举行汉服秀等；为新兴产业落地提供机会与空间，借助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区，让访客能与古人“对话”，近距离感受名人轶事、名品制作过程等，并开发个性化智能导览系统。

4.3.2　第二组：面向特定人群举办特色文化活动

以环市东片区为例，针对中东、非洲商贸人士集聚的特点，可鼓励商业主体结合节庆、假期举办嘉年华活动。自2012年起，广州塔开始举办圣帕特里克节(爱尔兰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并取得了良好反响。以此为借鉴，环市东片区可联动广州与中东、非洲的友好城市，联合外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地域特色餐厅商家、商会等举办庆祝活动，促进中外美食、舞蹈、服饰等文化交流。

4.3.3　第三组：利用社区资源逐步扩大文化影响力

以晓港公园为例，可依托“云桂桥”“竹子公园”等特色资源，充分激发青年人的积极性，与邻近的中小学开展互动，通过儿童、青年人参与带动家庭参与创意工作坊、设计大赛等活动(如城市家具设计活动、竹文化体验活动等)，促进文化创意的转化与应用。同时，依托街道、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建立文化创意孵化平台，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并通过全媒体矩阵集中引流，扩大品牌影响力。

5　结束语

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彰显城市文化特质、弘扬地方历史文化、凝聚共识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本研究从文化空间的三要素、三属性出发，构建了由文化场所代表性、文化活动密集度、文化感知认同度构成的综合绩效评价体系。与仅从感知等单一维度出发的评价方法不同，该体系补全了对应场所要素—物质属性、活动要素—社会属性的评价维度，并合理筛选了相关指标，既能更全面地展现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也为不同文化空间提供了可横向比较的量化指标，进而揭示文化空间不同维度的长短板及联系度。这一评价体系及指标计算方法是本研究最主要的贡献。

通过上述方法的应用，能够有效识别标志性文化空间，有助于拓展标志性文化空间能级与规模的次高值区域，在实践中为各级政府有序推动文化空间的精细化治理提供支撑，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较强的推广性。以广州历史城区及周边文化空间的标志性实证分析为例，评价结果识别出越秀公园—北京路、永庆坊—沙面2个位于广州历史城区的标志性文化空间，同时识别出流花片区、荔湾湖、珠江南岸传统城区—太古仓、环市东片区、晓港公园5个次高值区域，并指出次高值区域的短板在于文化活动密集度不足，且文化活动密集度与文化场所代表性、文化感知认同度的耦合协调水平有待提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增强标志性文化空间的国内国际文化感召力、加强次高值区域与标志性文化空间的串联、次高值区域以高品质文化活动为核心进行分类提升的规划建议。

然而，受操作可行性与数据可获取性的限制，本研究构建的城市文化空间标志性评价体系的评价指标较少，并采用了均一权重的综合评价方法，这导致分析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尤其在公众感知方面，社交媒体大数据更多反映具有对应软件使用习惯的年轻群体的意见，儿童、老人的感知表达可能被忽略，进而产生误差。未来可结合线下调研进一步完善评价方法，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为城市文化空间规划提供更精准的现状画像与影响因素分析。

【注　释】

①历史城区为东濠涌—小北路—环市中路—环市西路—人民北路—流花路—广三铁路—珠江(珠江大桥东桥—海旁内街)—海旁内街—新民大街—革新路—梅园西路—工业大道北—南田路—江湾路—江湾大桥等围合形成的封闭环状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