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乡村群规划成为各地推动乡村发展从“单点打造”向“群组协作”转型的重要实践工具，但面临理论方法系统性不足的挑战。从乡村群的概念切入，系统解析乡村群的类型划分、范围界定、空间形态和发展模式，探讨乡村群规划在对象认知、功能组织和空间治理3个方面的范式转换，指出乡村群规划的核心任务是村际功能协同与空间网络优化，基于“现状—目标—体系—行动”的规划逻辑链路提出乡村群规划的路径，并以苏州太湖生态岛为例进行解析，以为乡村区域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乡村群；乡村规划；空间治理；功能协同；区域规划；苏州太湖生态岛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5)06-0092-08
[中图分类号] TU982、F320.3、F292
[文献标志码] B
[引文格式] 王鹏，罗小龙，王佳．乡村群规划的思路方法与实践[J]．规划师，2025(6)：92-99．
随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我国乡村发展逐渐突破“单点打造”的传统模式，转向以“群组协作”“连片统筹”为特征的区域协同模式。这一转型既是应对乡村原子化、破碎化、同质化等发展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重构城乡价值体系的关键探索。在此背景下，乡村群规划迅速成为各地推动乡村转型的重要实践工具，但其发展面临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挑战。在理论层面，既有研究对乡村群的概念内涵、特征类型等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但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认知；在实践层面，现有乡村群规划的实践案例多根植于地方发展情景，未能在思路方法上形成具有普适性的系统性规划框架。为此，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乡村群的概念、类型与发展模式，提出乡村群规划的路径，并以苏州太湖生态岛乡村群为案例进行解析，以期为我国乡村群规划的理论认知与相关实践提供参考。
1 乡村群的概念、类型与发展模式
1.1 乡村群的概念与特征
“乡村群”指特定地域范围内具有共性特征与多维关联，且因地理邻近而形成稳定结构关系的一组若干乡村。在“乡村集群”“村庄群落”“乡村连片地区”“乡村示范区”“乡村振兴区”等相似概念中，乡村集群强调功能联系，村庄群落与乡村连片地区聚焦空间集聚关系，乡村示范区及乡村振兴区则体现了政策干预导向。尽管这些概念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其内核均凸显了一定范围内乡村的地域性、关联性和整体性特征。
乡村群的演化根植于地域环境，地域环境涵盖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自然基底，以及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等人文基质。不同地域的村庄呈现差异化特征(表1)，且主要体现在聚落肌理、建筑布局与风貌等方面，而地理邻近的村庄则呈现出相似的地域特征。地域环境既是山川地貌、植被群落等物质空间的形态映射，也是历史文脉、生产结构等人文要素的历时性塑造。作为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本体属性，地域性在自然禀赋与社会文化的双重作用下，成为乡村差异化发展的核心资源。因此，精准识别乡村群的地域性特征，是制定在地化规划策略的基础。
乡村群内部的村庄因空间、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维联系而具有紧密的地域关联性。我国乡村“乡土性”特质下的熟人社会与亲缘网络形成驱动要素邻近流动的底层逻辑：土地在村域或邻村低成本流转、劳动力呈现“本村—邻村—城镇”的梯级迁移、基于亲缘关系的乡村信息传播等都在加强村际交互，使乡村群内的村庄在生产、生活层面形成紧密的联系。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背景下，村庄的产业联系也日益紧密。要素禀赋相似与知识溢出效应降低了创业模仿成本，推动地理邻近区域的特色种养、旅游、电商等乡村特色产业形成集群。因此，关联性特征既是乡村群的内生动力来源，也是规划干预的关键切入点。
乡村群作为地域人居系统长期自组织演化的产物，具有稳态结构特征。系统论视角下，乡村群的本质是“人—地—业”耦合作用下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以人居空间为主要载体实现多要素协同演进。在无外部干预的条件下，系统内的土地利用、空间组织、产业结构等物质空间形态与社会网络、文化基因等非物质结构网络，通过自组织与他组织的互动形成嵌套互馈关系，构建起多维要素共生的稳态结构。这决定了乡村群规划治理需遵循渐进式干预逻辑，即通过解析空间网络与结构特征进行系统统筹，依托内源性要素的结构调整和外源性要素的适配及有效嵌入，驱动地域系统结构与人居环境的优化。
乡村群是开放式的地域人居系统，没有明确的边界，其类型划分与范围界定需要综合考虑乡村群的地域性、关联性和整体性特征，依据地域乡村群不同的共性特征或功能联系(如产业关联、文化关联、生态关联、交通关联、景观关联等)进行划分。因此，基于单一维度共性特征可以将乡村群划分为产业集聚型、文化共生型、生态共依型、交通共享型和景观协调型等类型。但在实践中，乡村群的范围划定往往需兼顾行政从属关系和地区发展目标，并综合多维度共性特征，采用复合的划分标准。不能仅考虑区域内村庄的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的现状联系，还需考虑以强带弱、核心带动边缘的发展带动关系，必要时还要考虑区域内大范围的自然山水基底，以形成完整的地域乡村发展格局。依据多维要素特征划定的不同乡村群类型的形态与规模分异特征显著。基于典型实践的总结归纳，可将乡村群划分为4种基本类型(表2)。
(1)线状乡村群。该类型乡村群是以绿道、古道、游线等线性要素为骨架，通过串联点状空间形成的乡村功能组团。该类型乡村群的空间规模小，村庄的数量较少且沿线性要素两侧离散分布，内部功能联系较为单一，系统性不足，需要规划介入进行培育和塑造，如浙江的美丽乡村精品线。
(2)块状乡村群。该类型乡村群为依托地缘邻近性与资源同构性(如产业、文化、风貌等)形成的紧凑型乡村功能组团，一般三五成群，规模较小，功能网络初具雏形但能级较低，如广州米埗乡村群、无锡环南青荡乡村群。
(3)带状乡村群。该类型乡村群为沿河流、湖泊岸线、山谷、道路或线性文化遗产分布的带状乡村功能片区。带状乡村群与线状乡村群同样为线性要素串联组织的乡村类型，但前者规模较大、村庄数量较多，具有完整腹地或自然基底支撑，形成了复合的功能廊道，如湖州的南太湖特色村庄带。
(4)片状乡村群(区域乡村群)。该类型乡村群为较大地域范围内基于自然生态基底联系、历史文化联系或行政从属关系组织起来的连片乡村功能区。在片状乡村群中，乡村数量较多，有完整的腹地或自然山水基底，内部功能联系较为紧密，可能跨行政区形成局地乡村地域系统，如连云港的石梁河水库片区乡村振兴示范区、苏州的两湖两线特色田园乡村示范区等。
乡村群作为地域系统，有着复杂的功能结构和动力机制。结合国内典型案例，根据功能组织特征与空间结构形态，可以将乡村群的发展模式归纳为主从带动型、并列集聚型、差异互促型3种类型(图1)。需要注意的是，现实发展中乡村群的演化往往是多种模式混合与嵌套的，并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互动关系和空间表征。
主从带动型发展模式指受“乡土能人”、特色产业、重大项目、历史积淀等因素影响，地域内个别村庄“异军突起”成为地域核心并带动周边村庄发展，村庄之间联系逐渐紧密形成乡村功能组团。核心村庄通过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建构起双向传导机制：一方面，核心村庄与外部对接，促进资金、技术、劳动力、土地、政策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与重组，塑造地方特色产业集群，成为片区发展引擎；另一方面，周边村庄依托邻近区位和相似禀赋承接核心村庄外溢的要素及功能，形成发展带动关系。典型案例有江阴华西村周边乡村群、东阳花园村周边乡村群等。
并列集聚型发展模式指地理位置邻近使得域内村庄的制度环境趋同、资源禀赋同构，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自下而上的习得模仿双向驱动下，乡村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形成多个核心，并构成特色产业集聚区。多个核心村庄并列发展，共享重要产业基础设施和地域产业品牌，形成产业规模优势。例如，成都的“五朵金花”乡村群，从早期单个村庄的花卉种植产业发展为以5个邻近村庄为核心的花卉种植产业集群，并带动了区域的乡村旅游发展，成为农旅融合典范。
差异互促型发展模式指多个邻近村庄错位差异化发展，逐渐形成产业协同关系或构成上下游产业链。差异化发展减少了村庄之间的竞争，同时产业上的互补协同使得区域内的村庄可以共享客源市场、地域品牌和产业基础服务设施。差异化发展还能丰富乡村业态，形成多产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例如：苏州东山乡村群的乡村生态旅游、历史文化旅游、农业休闲旅游等多种乡村旅游细分产业错位发展，推动了乡村振兴；在盐城东台的果蔬种植乡村群内，“东台西瓜”“沈灶青椒”“许河冬瓜”等多个地理标志品牌差异化发展，带动了周边地域的果蔬精加工产业发展，形成了现代农业产业集聚区。
2 乡村群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2.1 乡村群规划的范式转换
作为小型地域系统，乡村群具有显著的要素关联性与功能共生性特征，其规划方法论相较于传统乡村片区规划，需要进行以下三重范式转换。
传统乡村片区规划虽涉及多村空间整合，但囿于地理邻近的表层关联和行政区划的归属要求，缺乏对村庄间内在关联的深入考量，仅停留于机械式空间拼合层面，呈现出碎片化和静态优化的特征。乡村群规划将域内村庄视为关联紧密的群落，因此更注重挖掘地域内多要素的异质性和关联性特征，强调区域整体协同效应和系统耦合关系，通过识别异质要素的拓扑关系构建有机发展体系。
传统乡村片区规划范式基于“村庄本位”的思维，通常以村庄单体为核心进行功能配置，重点关注农业生产功能或生活服务设施的完善，功能组织呈现碎片化、静态化、单一化的特征，缺乏跨村域的功能协作，难以实现区域资源的整合配置，亦无法充分响应区域发展的多元需求。乡村群规划注重各村庄之间的分工协作与资源整合，在区域整体层面构建多元功能交互的复合体系，从而实现功能与效益的系统统筹。
传统乡村片区规划范式受限于村域空间“物质容器”的认知，容易形成刚性的空间治理，聚焦于各村域内部的土地利用优化、基础设施完善及功能空间配置，而缺乏跨村域的空间联动。这种单中心的空间布局思维以局部优化为导向，难以适应村庄群落空间发展的动态化需求。乡村群规划更关注多中心体系下的分级布局与功能网络的动态交互，空间组织呈现出显著的层级性与网络化特征，通过构建多中心、多节点、多廊道的跨村域空间网络，促进村庄间的资源流动和功能协作。
2.2 乡村群规划的核心任务
2.2.1 梯度分工的村际功能体系构建
乡村群规划的核心在于构建跨村域的功能协同体系，以突破传统乡村片区规划范式中静态、均质、单一的功能配置导致的孤立发展瓶颈。根据乡村群发展模式，区域内的村庄发展往往呈现出差异化的梯度分工特征。因此，村际功能体系的构建应遵循梯度分工的逻辑，综合考虑区域内各村庄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发展潜力，划分核心村和普通村，形成功能梯度谱系。其中：核心村作为区域服务中心和产业枢纽，通常位于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或经济活跃的关键节点，通过先发优势持续培育和壮大本地特色产业，形成集聚和带动效应；普通村则通过产业链延伸和服务补充实现与核心村的功能联动，同时承担生态安全与文化保护的职责。
空间网络的优化是乡村群规划的关键环节，其核心在于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组织强化村庄间的系统关联与协同效应。首先，应基于梯度分工的村际功能体系构建乡村群空间节点体系，区分核心节点、专业节点及一般节点的功能定位，通过合理的节点布局形成层次分明的网络空间结构。其次，需构建“廊道—节点—网络”的空间组织框架，以交通廊道提升村际可达性，以生态廊道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以产业廊道促进资源要素流动与产业协作，通过廊道的多功能叠加设计进一步强化空间的综合效能。最后，结合城乡统筹的政策导向，将乡村群融入更大的区域空间网络，通过与城镇体系的功能互补和联系，推动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
结合上述分析，基于“现状—目标—体系—行动”的规划逻辑链路，本文提出乡村群规划的路径。
规划干预的逻辑起点在于系统解析规划对象的本质特征和类型属性。因此，可以从地域性、关联性、整体性3个维度构建乡村群特征认知框架：自然、人文等地域性特征构成乡村群发展的空间基底；经济协作、社会互动、文化认同等关联性特征揭示了村际要素流动的网络关系；空间、产业、人口等结构特征则表征乡村群系统的整体状态。在此框架下，进一步结合空间形态(线状、块状、带状、片状)与功能联系(产业、文化、生态等)，确定地域乡村群的类型，为后续规划奠定基础。这一过程需重点把握各特征间的耦合关系，避免从单一维度判定的片面性。
对乡村群现状问题的系统性诊断和解析同样可以从地域性、关联性、整体性3个维度切入：①地域性断裂，表现为自然基底与人文基因的协同失效，如生态空间破碎化、文化符号消失等；②关联性衰减，体现为要素流动网络的结构性阻碍，如社会互动弱化、设施共享存在壁垒等；③整体性失衡，源于“人—地—业”系统的协同失序，如生产空间侵占生态空间、人口结构与产业需求错配等，这些问题往往呈现空间异质性，需结合乡村群类型特征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遵循“问题识别—目标映射”的逻辑，明确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目标并构建分层目标体系。其中，战略目标锚定乡村群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系统目标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优化需求，行动目标则强调细化产业升级、设施完善等的实施重点。
乡村群功能与空间体系的构建需基于“要素—功能—结构”的系统思维，从整体视角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协调配置。根据资源禀赋划分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主导功能分区，明确核心节点、专业节点、一般节点的分工，通过产业链延伸与服务圈层覆盖构建梯度分工体系。功能配置应强调多村资源整合与功能交互，形成以核心产业链为纽带、配套产业延伸的群落化布局，同时结合“乡村群—行政村—自然村”三级服务体系分级配置公共设施，提升节点辐射效能。空间组织遵循“网络化、层级化、复合化”原则，形成与功能体系适配的空间结构。以交通廊道串联功能节点，依托生态基底整合多元空间要素，构建多中心、嵌套式的空间结构，促进要素流动与产业协作。通过建立功能模块与空间单元的映射机制，实现“以功能定结构、以空间促功能”的良性互动。
为了使规划能够顺利实施，需要进一步将发展目标、功能体系、空间组织等战略安排分解为具体的建设行动方案，在产业、交通、人居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生态保护等建设维度形成具体的项目清单。在产业方面，明确重点的产业方向、产业项目，并提出具体的产业空间布局安排；在交通方面，明确需要建设或整修的道路或其他交通设施；在人居环境方面，明晰绿化、水体、房屋立面等具体的整治提升内容；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明确具体的设施建设内容和标准；在生态保护方面，明确具体的保护红线、保护要求和措施，如有修复需求还需制定具体的修复计划；等等。同时，还需构建对应的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如完善建设用地指标流转、项目库动态管理、资金统筹管理、项目建设后的运营管理等相关配套政策。
为配合苏州太湖生态岛(金庭镇)的整体建设，苏州住建部门组织编制了《苏州太湖生态岛特色精品乡村示范区规划》①，以太湖生态岛上的12个行政村、109个自然村组成的乡村群为对象进行研究和规划。本文以太湖生态岛为例阐述乡村群规划的具体路径与方法。
从地域性、关联性、整体性3个维度分析太湖生态岛乡村群的内在特征。①地域性特征：位于苏州大都市区近郊区，毗邻中心城区；以太湖水域为生态基底，湖岛气候宜人；古村密布，遗迹众多，文化深厚。②关联性特征：产业同质化与协作性并存；以茶叶、果蔬种植、乡村旅游为主导产业，产品类型趋同导致内部竞争激烈；文旅产业业态类型多元，具有差异分工、协作联营的潜力。③整体性特征：堂里、东村等村庄依托历史遗存与交通枢纽地位成为文旅服务核心，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形成“核心—外围”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互补关系。综合来看，太湖生态岛乡村群的范围较大，涵盖12个行政村和其所在的自然山水基底，结合太湖生态岛的空间形态，可以认为太湖生态岛乡村群类型为片状的近郊湖岛型。
基于现状调研，进一步识别和分析太湖生态岛乡村群的现状问题。现状问题总体表现为“空间—产业—文化”失衡，制约了太湖生态岛乡村群的高质量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空间无序蔓延与功能混杂。居住用地快速扩张，自建住宅侵占生态空间，居住、生产、生态空间相互交织并产生冲突，进而导致传统村落肌理破碎化。②产业同质化竞争与价值链条断裂。农业和旅游业同质化发展现象严重，导致低价竞争与生态超载。文旅产品大多停留在观光采摘等初级形态，缺少精深加工与文化体验等高附加值环节。村庄间未建立差异化的梯度分工体系，制约了产业集群效应的发挥。③特色资源低效利用与风貌失序。传统建筑大量空置，未能转化为体验型文旅产品；生态资源开发仅停留在观光层面，游客停留时间短暂；风貌管控缺位导致现代建筑材料无序使用，破坏了“粉墙黛瓦、渔舟唱晚”的地域意象。总体而言，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跨村协同机制缺失，“人—地—业”系统脱节。
基于特征分析、类型判定和现状问题分析，结合苏州对太湖生态岛的统筹规划，确定太湖生态岛乡村群的发展定位为“山水仙境，未来岛村”，突出山水生态资源与绿色低碳生活。围绕该定位，进一步构建 “绿色生产—低碳生活—自然生境”三位一体的目标体系，强化系统协同与价值转化。①绿色生产：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双轮驱动，通过空间差异化分工突破同质竞争困境，以品牌化与科技化提升产品附加值。②低碳生活：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绿色转型，形成“环岛干线—村道支线—慢行绿道”三级交通网体系，按“5分钟基础圈—20分钟拓展圈—1小时外延圈”构建分级生活服务圈层，提供基础服务并推动区域设施共享。③自然生境：全域管控与特色彰显协同，刚性管控与柔性引导结合，实现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动态平衡。
3.3 建设发展体系构建
3.3.1 功能体系：基于多因子综合评价的梯度格局构建
运用多因子综合评价模型，以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功能体系的构建更加科学高效。首先，从乡土聚落影响度、村庄居民支持度、资源本底丰厚度、交通出行便捷度、文旅配套完善度5个方面构建“2级5类14项”的评价因子体系(图2)，结合Delphi 评价方法赋予各项因子分值及权重。其次，对太湖生态岛109个自然村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将结果数据转化为百分制得分排名，再根据太湖生态岛的具体发展诉求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考虑板块的均衡发展、镇村布局、政策引导意向、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落地需求，兼顾“值得建”“便于建”“愿意建”等。最后，形成“核心—普通”的梯度分工体系(图3)，遴选出具有重要功能的点位作为重点建设的“特色精品乡村”。
3.3.2 空间组织：基于要素潜力与上位指引的功能组团划分
以多因子综合评价为基础，结合历史文化要素分布、自然地理格局、上位规划约束及行政村管理边界，将太湖生态岛乡村群划分为4个差异化发展组团，并构建“一环串联、四片联动”的整体空间格局(图4)。通过生态敏感性、文化资源密度、地形坡度等本底要素的叠加分析，划定村庄建设空间；衔接 “三区三线”空间管控要求，将上位规划确定的生态廊道、文旅节点等结构性要素融入组团框架；统筹行政村管理单元与资源分布特征，确保组团功能与行政管理的协同。最终，北部依托山体森林、湖泊湿地等核心生态资源，整合缥缈峰、明月湾等景区，打造自然风光组团，聚焦生态观光与户外运动功能；南部利用湖岸生态基底与低密度建设条件，构建生态休闲组团，发展康养度假与低碳休闲产业；西部以明清古村、茶田景观为特色，打造传统文化组团，强化古建筑保护与文化体验功能；东部衔接区域科技创新走廊，结合现状农业与科技设施基础，打造生态科技组团，推动智慧农业与生态技术示范区建设。
3.4 行动方案与配套支撑
3.4.1 多维建设行动
围绕太湖生态岛乡村群“绿色产业—低碳生活—自然生境”的目标体系，在功能体系和空间组织架构的基础上，明确相关建设项目，形成建设计划和行动清单。在绿色产业维度，明晰4个组团的产业方向与差异协作关系，确定4个组团的先导性特色产业项目并落实到具体村庄，明确打造生态果园、生态蔬菜基地、家庭农场、研学基地、户外拓展基地等具体建设内容。在低碳生活维度，确定三级交通体系的具体建设内容，包括明确道路建设的路段、完善村庄指引与标识系统，以及新增公交站点、慢行驿站、停车场、充电桩等。划定“5分钟基础圈—20分钟拓展圈—1小时外延圈”三级生活圈的具体覆盖范围，确定需增补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类型、位置与规模。在自然生境维度，整合各口径生态管控标准形成“一张图”，并将其作为各村庄建设管控的依据，对太湖生态岛乡村群风貌进行分区分要素引导，重点对水岸、田园、村庄道路、公共空间、建筑风貌、菜地果园等空间要素进行风貌管控与指引。
基于村庄功能定位与发展条件，将太湖生态岛109个自然村的建设模式划分为重塑型、优化型、微建型3种类型，形成差异化实施路径(图5)。①重塑型村庄通过村集体统一收储存量资产，引入专业化企业进行整体开发运营，打造未来乡村示范样板；②优化型村庄由政府主导开展乡村综合整治，重点完善基础设施与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引导村民参与特色化改造，塑造精品乡村标杆；③微建型村庄则以小尺度、轻干预的“针灸式”更新为主，重点修缮传统建筑、整治村内道路界面及零散公共空间，最大限度地保留乡土肌理。
在建设时序上，优先推进重塑型村庄建设，同步启动优化型村庄的风貌整治与设施升级工作，微建型村庄建设则需结合资金与需求动态实施。通过编制村庄建设时序建议表，明确近期、中期、远期的建设重点，形成“核心突破—轴线延伸—全域提质”的推进节奏，既保障重点村庄建设快速见效，又通过分期实施降低短期内的建设压力。
规划构建“组织统筹—标准管控—要素支撑”三位一体的实施保障体系。在组织层面，建立“镇政府统筹+市场化运作”的联动体系，由镇政府牵头组建开发建设平台，下设投资发展、开发建设、运营管理专业化公司，实现“规划—实施—运维”全流程管理(图6)。在标准层面，制定统一的建设与管理标准，涵盖建筑风貌、设施规模、服务流程等全周期管控要求，并建立动态监督机制保障执行的刚性。在要素层面，实施差异化的资源倾斜政策。优先保障重塑型、优化型村庄的建设用地指标，建立重大项目用地储备库并打造快速审批通道。统筹整合乡村振兴、生态修复等专项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形成“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跟进—收益反哺乡村”的良性循环机制。
本文在理论层面系统梳理了乡村群的概念、类型和发展模式，认为乡村群作为突破传统乡村发展范式的空间载体，其规划需以内在的地域性、关联性、整体性特征为逻辑起点，通过村际功能协同与多维空间网络优化实现系统效能提升。围绕这一思路，基于“现状—目标—体系—行动”的规划逻辑链路提出乡村群规划路径，并结合苏州太湖生态岛乡村群案例进行了阐述。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乡村群规划的核心是统筹与协同，但是群组内的村庄本身仍是独立的，因此在规划实践中应注意平衡两组关系：一是群组协作与个体特色的辩证统一，避免因规划干预而消解乡村本体价值；二是刚性管控与弹性引导的动态适配，应促进村庄间的“协作”而非“整合”。
【注 释】
①本文案例相关内容仅作学术讨论，不代表政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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