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城镇化发展是广东省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广东省县城城镇化质量有所提升,但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等问题。以广东省57个县城为研究对象,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6个维度构建县城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15—2022年广东省县城城镇化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障碍因素和发展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障碍度诊断结果,对不同的县城城镇化发展类型提出针对性的高质量发展对策,以期为广东省县城的规划、建设和治理提供启示。
[关键词] 城镇化质量;县城;区域差异;广东省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5)05-0126-07
[中图分类号] TU984.16、F299
[文献标志码] B
[引文格式] 黄宣翔,谢涤湘.广东省县城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差异及规划建议[J].规划师,2025(5):126-132.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出现了公共服务不平衡、经济落后地区人口流失、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等问题,不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县域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连城带乡的县城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以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县城城镇化的质量提升与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县城指县和县级市的城区,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县城城镇化是富有中国现代化发展特色的城镇化实践,应立足于新型城镇化下人本性、协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新要求。近30年来,根深蒂固的“城市偏向”观念使得绝大部分社会经济资源流向大中城市,导致县城发展相对滞后。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差异,县城城镇化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有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县城的市政设施、建筑密度、建成区面积等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同时,部分学者对我国中部地区县城城镇化质量开展了实证研究。总体来看,目前县城城镇化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并且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较少。
在“县城—建制镇—乡村”体系中,县城是县域城镇化的“主战场”,如何增强县城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辐射带动能力,进而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是当前的热点课题。广东省作为经济大省,其城镇化水平在全国领先,但不同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近年来,广东省针对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全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出了“高品质、高质量、高标准”的县(镇/村)一体化发展的破题思路,县城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鉴于此,本研究以广东省为例,构建基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6个维度的县城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2015—2022年的县城城镇化质量进行全面测度与分析,并对县城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差异展开研究,识别广东省县城城镇化的发展类型和影响因素,提出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对策,以期为县城城镇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截至2022年底,广东省共辖122个县级区划,包括65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37个县(含3个自治县)。本研究选取县级市与县作为研究对象,共计57个县城,分布在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本研究构建的县城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以揭示县城吸引力、吸纳力、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紧扣以人为核心、生产生活生态安全协调融合的目标,在保留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等维度的常规指标的基础上,新增了反映生态环境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城镇化的指标,以凸显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县城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见表1。
影响县城城镇化质量的因素众多。本研究应用熵值法计算各维度的城镇化质量,并采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综合评价县城城镇化质量,计算公式如下:
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将区域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与超变密度,以揭示区域间差异与区域内差异在区域总体差异中的影响。本研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来测算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差异,计算公式如下:
本研究引入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子系统障碍度和准则层障碍度这4个指标计算县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各二级指标和准则层指标的因子障碍度,探寻县城城镇化的短板,为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策略依据,计算公式如下:
识别县城城镇化发展类型,有助于分类引导县城发展。借鉴相关研究,本研究运用2022年的数据,对各县城6个维度的评价值与某一维度的评价值加0.5倍标准偏差进行对比,以此确定该维度是否为该县城的优势维度,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优势维度的数量和类型识别县城城镇化类型,若优势维度数量为0,则县城城镇化类型为弱发展型;若优势维度数量为1,则县城城镇化类型为单维主导发展型;若优势维度数量为2,则县城城镇化类型为双维驱动发展型;若优势维度数量超过2,则县城城镇化类型为多维综合发展型。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县城建设数据以及经济、社会、人口等统计数据。其中,县和县级市的数据来源不同,由于我国的县城统计数据不够充分,县城部分缺失的社会经济数据以县域数据来替代。同时,运用插值法并结合广东省政府及各县(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和统计公报,以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相关部门的统计报告来补充年鉴中缺失的数据。
2015—2022年,广东省县城城镇化质量提升明显。2015年县城城镇化质量主要在[0.0814,0.3148],而2022年主要位于[0.1064,0.3783],均值也从0.1660提升至0.2110,增幅为27.11%(图1-a)。从不同维度来看(图1-b),2015—2022年生态环境和经济维度的城镇化质量处于领先地位。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维度的城镇化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增幅分别为54.29%和44.76%,可见,在近几年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影响下,县城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城镇化得到了快速提升;经济和社会维度的城镇化质量发展相对较慢,增幅为25.26%和23.65%,社会维度的城镇化质量较低说明县城公共服务设施质量和城乡辐射带动质量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土地维度的城镇化质量低且发展势头不足,增幅仅为12.44%;人口维度的城镇化质量整体呈负增长趋势,降幅为10.77%,2017年后,人口维度的城镇化质量滞后于土地维度的城镇化质量,须对此予以重视。
图1 2015—2022年广东省县城城镇化的总体水平及各维度水平示意图
2015—2022年,广东省县城城镇化质量变异系数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县城城镇化质量变异系数数值普遍在35%以上,区域差异较大(图2-a)。其中:土地维度的区域差异最大,这与县城的规模有关;社会、经济和人口维度的区域差异仅次于土地维度,但社会和经济维度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变异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降幅分别为16.00%和6.22%,而人口维度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变异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增幅为15.64%;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维度的区域协调性相对较好,县城城镇化质量变异系数降幅分别为25.12%和24.95%,由于这两个维度的城镇化质量持续提升,可以判定其为优势维度。通过比较2022年县与县级市各维度城镇化的平均质量差异,发现县级市人口维度的城镇化质量低于县,但县级市其他维度的城镇化质量均高于县(图2-b)。
图2 2015—2022年广东省县城城镇化发展质量差异示意图
采用自然间断点法,将县城城镇化质量划分为高水平(0.2459~0.4748)、较高水平(0.1842~0.2458)、中等水平(0.1542~0.1841)、较低水平(0.1250~0.1541)和低水平(0.0814~0.1249)5个等级。从空间格局来看(图3),2015年县城城镇化质量呈现环珠三角地区形成“中心—外围”的分布特征,珠三角地区的县城城镇化质量明显高于粤东、粤西、粤北的县城;至2022年,随着粤西地区县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这种空间格局被打破,粤西和珠三角地区的县城城镇化质量明显高于粤东、粤北地区,在15个高水平城镇化质量的县城中,位于珠三角地区和粤西地区的分别为7个、5个;各区域内不同地级市的县城城镇化质量也存在差异,如在珠三角地区,肇庆市的县城城镇化质量明显低于江门市和惠州市。2015—2022年,除怀集县、连平县、阳山县、南雄市、饶平县外,其余52个县城城镇化质量均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或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从区域层面来看,广东省县城城镇化质量的差异呈现固化状态。
图3 广东省2015年和2022年县城城镇化质量等级格局图
从不同维度来看,人口维度的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较为稳定,高水平城镇化质量的县城数量相对稳定,低水平城镇化质量的县城数量有所提升。2015—2022年,共有21个县城的人口维度的城镇化质量等级下降,其中有9个县城下降了2个等级以上,这些县城主要分布在粤北和粤西地区。土地维度的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与广东省“一群五圈”的城镇空间格局相呼应,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汕潮揭都市圈和湛茂都市圈的土地开发热点区域向周边县城扩展,形成了“点增长极”。经济维度的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呈现“大集聚、小扩散”的特征,形成了以珠三角城市群为核心的高等级集聚区,并零星扩散到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社会维度的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由零散分布转变为相对集聚,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城镇化质量的县城主要分布在沿海地级市,呈条带状;低水平和较低水平城镇化质量的县城主要分布在清远市。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和粤北地区部分县城社会维度的城镇化质量在下降,包括博罗县、紫金县、怀集县和大埔县。生态环境维度的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从相对集聚转变为零散分布。基础设施维度的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呈现“局部稳定、零星扩散”的特征,恩平市、台山市、鹤山市、惠东县和阳西县基础设施维度的城镇化质量始终是高水平,低质量县城主要分布在粤东地区。
本研究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广东省县城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图4),在2015—2022年的广东省县城城镇化发展质量总体差异中,区域间差异占比为55.97%,超变密度占比为24.49%,而区域内差异的占比仅为19.54%,这表明区域间差异是导致广东省县城城镇化质量差异的主要因素。2015—2022年,广东省区域间差异的贡献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其中县城城镇化质量的区域间差异自2018年持续扩大,未来广东省应将缩小县城城镇化质量的区域间差异作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抓手;超变密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2022年降至与区域内贡献率相当的水平,说明区域间县城城镇化梯度发展趋势加强。
图4 2015—2022年广东省县城城镇化发展质量区域差异分解示意图
使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广东省县城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内差异程度。从全省来看,县城城镇化质量基尼系数整体质量较高,呈波动下降态势。其中,粤东和粤北地区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基尼系数均处于较高水平,其次为粤西地区,最低的为珠三角地区。这表明粤北、粤东地区内县城城镇化质量不均衡的程度较大,粤西和珠三角地区的则较为均衡。从演变趋势来看,珠三角、粤东地区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基尼系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说明珠三角、粤东地区内各县城之间的城镇化质量差距有所缩小。其中:珠三角地区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基尼系数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需要警惕县城同质化竞争带来的挑战;粤东地区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下降幅度大,降幅为57.35%,2021年区域内差异已与珠三角地区相当。粤西和粤北地区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基尼系数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说明粤西、粤北地区内各县城之间的城镇化质量差距有所扩大,其中粤西地区各县城间城镇化质量的差异上升幅度较大,需要特别关注其内部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的县城。
使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4大地区县城城镇化质量的区域间差异程度。结果显示,粤北地区与其他区域存在显著差距,粤北地区与粤东、粤西、珠三角地区的区域差异普遍较大,但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反映了粤北地区作为广东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其县城难以扭转与其他区域差异较大的局面。粤东地区的“追赶效应”明显,粤东地区与粤西、粤北、珠三角地区的区域差异整体均呈下降趋势,反映了粤东地区县城发展动能强劲,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不断缩小。具体来看,粤北—粤东、粤北—粤西、粤东—粤西区域间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基尼系数发展态势相似,整体均呈现波动下降态势,说明在这3组区域中每组区域的县城城镇化发展差异不断缩小。粤西—珠三角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基尼系数整体上虽处于较低水平,但逐年上升,说明粤西与珠三角地区的区域间县城城镇化质量差异呈现扩大的趋势;粤北—珠三角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基尼系数最高,呈现快速下降后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整体变化不大,说明粤北与珠三角地区的区域间县城城镇化质量差异最大;粤东—珠三角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
从各维度的障碍度来看(图5-a),经济、生态环境和土地维度是抑制广东省县城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维度。人口、土地和社会维度的障碍度较初期有所提高,经济维度的障碍度一直处于高值区,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维度的障碍度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尽管当前广东省县城的生态环境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但是县城的社会经济发展仍难以支撑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县城的人口集聚和吸纳能力难以提升。
从各指标的障碍度来看(图5-b),县城人口密度(A1)、地均GDP(B1)、城市建设用地占行政区划面积的比重(B3)、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C2)、人均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C3)、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D4)、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总数(E5)、安装路灯道路长度(F5)是影响广东省县城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这些因子的障碍度均超过6%(2022年)。由此可见,县城在“七通一平”、教育、医疗等“保障性”市政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方面成效显著,但在社会保障等“提升性”设施建设上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图5 2015—2022年广东省县城城镇化各维度障碍度及各指标障碍度示意图
基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6个维度的县城城镇化质量测算结果,对县城城镇化发展类型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广东省县城城镇化发展类型以弱发展型为主,这类县城数量约占广东省县城总数的35%。从各种发展类型来看,弱发展型县城表现为无明显优势维度,县城城镇化质量以低水平和较低水平为主,主要分布在粤北和粤东地区(图6)。单维主导发展型县城具有单一优势维度,县城城镇化质量主要为中等水平,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双维驱动发展型县城具有两种优势维度,县城城镇化质量以较高水平为主,主要分布在粤西地区。多维综合发展型县城的城镇化发展具有多个优势维度,县城城镇化质量整体较高,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
图6 2022年广东省县城城镇化发展类型的空间分布图
弱发展型县城应着重挖掘区域发展特色,统筹县城资源,打造优势维度和主导维度。政府应增加对该类县城的财政投入,推进产业经济发展,打造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产业,推进县城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提质工作,提升县城公共服务质量,建设更宜居的人居环境,吸引农村人口向县城集聚。
单维主导发展型县城应立足于县城资源禀赋,充分利用和发挥主导维度的作用,以点带面,兼顾其他维度的质量提升,培育更多优势维度。以怀集县为例,其县城城镇化质量在2015—2022年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虽然人口逐渐向县城涌入,但是社会城镇化质量仍呈下降趋势,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配套设施滞后,供需不平衡,并且其人口优势并未作用于县域经济发展,经济城镇化障碍比重与其他县城相比较高。因此,怀集县这类人口单维主导发展型县城应充分发挥人口优势,推动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县域经济振兴。同时,还需考虑人口集聚带来的需求提升问题,加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提质以及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以进一步提升县城城镇化质量。
双维驱动发展型县城应稳定优势维度,充分发挥优势维度的引领作用,并补足发展弱项。以罗定市为例,其最大的短板是人口规模较小,2015—2022年该县城人口维度的城镇化质量下降了两个等级。因此,该县城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是利用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优势吸引人口集聚。一方面,应将山水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另一方面,应基于基础设施优势,加强县城与周边区域的联系,吸引优质技术、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入。
多维综合发展型县城往往具有较好的城市发展基础,应建立县城城镇化优质示范区,努力将该类县城打造为城镇化增长点,形成更大空间尺度、更长时段的发展合力。该类县城应从强化交通互联、深化产业协同、促进人口流动、共享公共服务、政策协同发展等方面加快提升城镇化水平,不断缩小与大中城市的差距。
县城城镇化的质量提升与协调发展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6个维度构建县城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2015—2022年广东省县城城镇化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重点探索了广东省县城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差异、障碍因素及发展类型,针对弱发展型、单维主导发展型、双维驱动发展型和多维综合发展型4类县城分别提出对策建议,以实现县城城镇化的特色化、高质量发展。然而,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还需根据各县城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实施更具有针对性的规划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