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外城为研究案例，以1949年的建成区边缘为界限划分内外圈层结构。通过对历史地图进行数字化处理，构建一个新型纵向空间数据库以及基于地块“功能—结构—形态”的多层级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识别多变量图类型。对地块类型和特征变化的统计分析表明：单个地块面积在0.1～0.5hm2的均匀地块组合，其空间特征的数值最优；在小尺度地块逐渐合并为大体量粗放型地块的过程中，地块平衡度的数值变化与空间形态和结构的相关数值变化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地块功能逐渐从均质分布到混杂生长、空间结构从单核到圈层、城市更新重点从边缘空间转向遗产中心的演化过程和趋势，以及历史事件与城市政策、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规划思想与社会文化对历史城区空间的驱动机制，为指导历史城区未来的保护和发展、促进更具韧性和适应性的历史城区空间环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城市形态计量；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地块功能；历史城区；城市更新
[文章编号]1006-0022(2025)04-0039-10
[中图分类号]TU984.11+3、F299.23
[文献标志码]B
[引文格式]郑祎，戎卿文，戴俭．历史城区地块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以北京外城为例[J]．规划师，2025(4)：39-48．
地块作为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的基本单元，是城市建设与更新的重要载体。地块结构反映了城市土地划分的形态，体现了社会环境对土地结构的影响。城市功能过密化与历史肌理存续之间的矛盾，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建设与更新的一个焦点问题。Scheer认为，地块研究是增强城市社会变革韧性和复原力的切入点。尤其是在历史城区，地块作为承载城市宝贵文化遗产的空间载体，是影响历史城区空间演变的决定因素。
地块研究起源于康泽恩的城市形态学，最初侧重于对历史形态的定性描述，主要进行地块肌理、结构和形状的类型对比研究。近年来，地块逐渐成为城市形态学的独立研究概念，并逐渐与地理数据学交叉。有学者通过构建定量和可复制的评价体系，运用k-means聚类法和AHP层级分析法等数理分析模型，结合地块的多源数据，构建地块定量研究的框架，在此基础上建立城市形态全球数据集，以揭示多个地块之间的结构关系。
然而，由于数据的限制，上述研究的时间跨度短(5～20年)，且多集中在某个单一的时间点，难以有效阐释变革区域空间的长期演变规律。此外，开展长期定量研究的难度和稀缺性主要体现在系统地收集、数字化历史地块的长时间形态数据的挑战上。Fleischmann等学者指出，95%的定量形态学并未将时间维度纳入分析框架。本文通过精细化地识别历史地块的形态数据，将地块功能纳入空间肌理研究评价体系，并剖析功能与地块形状的耦合关系，以期为历史城区空间功能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依据。
本文以北京外城为例，基于1949—2020年多个历史变革时期的面板数据，利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技术，将历史地图数字化，构建一个纵向空间数据集。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地块的“功能—结构—形态”特征进行深入识别与分析，构建一个多层级的地块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历史城区长期演化过程的特征和机制，并有助于判断政策制度和土地规划对历史城区空间的影响。
地块是城市研究的主要参考点。Conzen指出，城市规划包含街道(街道系统)、建筑(街区规划)和地块(街道街区)3大基本要素。其中，地块是城市规划的基本空间单位，也是土地面积最小的可测量单位。地块结构的精细特征能够展现社会经济和人类活动的多样性，体现城市土地划分与排布的形态，并反映各类社会环境的影响。地块内部的物质空间测量评价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Wang等学者通过定义地块内部区域的开放性来量化城市公共空间的密度；Fleischmann等学者基于地块内部的建筑足迹、镶嵌单元和街道网络等要素，评价了城市的形态特征。在地块形状和格局的研究方面，通常采用形态分区的理念，通过定性方法研究地块肌理的演化特征和规律。
在欧洲，地块肌理被视为历史城市保护中的关键形态要素。但在我国历史形态研究和保护领域中却长期忽视这一要素。随着我国城市更新的快速推进，历史城区的地块形态和结构产生了显著变化。地块不仅是城市形态的基本单元和规划控制的重要内容，还是土地产权管理的基本单元。张健等指出，地块的多重属性对历史城区中土地使用强度控制指标的设定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城市政策和土地规划直接作用于地块，并且这种作用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基于此，本文结合重要历史事件和土地规划政策的影响，深入解析中观层面的地块形态和结构的演化规律。
城市用地功能布局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因应不同土地功能的需求，城市用地功能布局的变化促使地块形态发生相应转变。在我国，由于政府强有力的规划管控，功能导向下的地块合并与兼容现象普遍存在，这导致小尺度地块和历史街巷的细分肌理逐渐消亡，历史城区的空间特色和文化底蕴受到侵蚀。在历史城市保护的语境下，我国历史城区的更新建设往往以历史地块为边界。文化遗产区域凭借其资源优势，往往成为公共服务、商业或交通等地块功能集聚的节点。这些节点逐渐形成簇状组团，并沿交通干线向外扩展，形成了由中心向边缘的年轮式圈层城市更新模式。然而，北京外城的更新过程却呈现出与此相反的独特特征。受建城初期的大面积未利用地和苏联实用主义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外城的更新是由外围向遗产中心推进的，这与其他历史城区的更新模式截然不同，显示出北京外城研究的典型性和特殊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城市规划根据历史时期中具有明确地理边界的道路或巷道进行外城的地块划分，且以小尺度单一功能的地块划分为主(图1-a)。随着城市更新的推进，地块逐渐合并融合，传统街巷逐渐消失。1999—2020年北京中心城实施了3次控规，对大尺度地块进行功能细分，形成了具有明确用途功能或封闭式产权的地块①(图1-d)。基于此，本文的地块定义涵盖了李小溪等学者梳理的平面单元，即包括街巷两侧分布的地块组合单元(结构特征)和地块，以及地块内部细分的功能地块。
图1 控规主导下的历史城区地块演化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9]绘制。
北京外城作为独特的内外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总面积达2446.68hm2。北京外城的建设始于1553年，是出于军事防御需求修建的。与北京内城严格遵循的棋盘式规划布局不同，北京外城在1949年前始终缺乏统一的上位规划指导，城市规划布局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在明清至近代时期，北京外城的空间形态主要通过居民自下而上的建设形成，呈现出建筑群与空地、墓地等大面积开敞空间并存的空间特征。这一区域不仅承担了人们非日常性的宗教和祭祀功能，还作为供给北京内城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的辅助性空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在多个时期都实施了城市规划，北京外城空间由此迅速扩张，并经历了快速的城市更新建设。这使得北京外城逐渐从城市的边缘地带转变为老城区的一部分，并成为北京老城更新建设的试点区域。
1949年，北京外城的建成区形态呈近似半圆形，这一形态是居民自下而上的营建与地势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建成区呈现出小尺度、碎片化的特征，面积为1483.42hm2。与此同时，未建成区的面积为963.26hm2，主要由大量未利用地或墓地、水域空间构成。1949年以后，北京老城的更新建设工作率先在未建成区展开，城市建设以大尺度的矩形地块合并更新为主，呈现出“由南向北，由边缘向遗产中心”的城市更新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外圈层大尺度的矩形地块与建成区的零碎地块形成了显著的形态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1949年前的北京外城建成区定义为内圈层，将未建成区定义为外圈层(图2)。这种划分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北京外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形态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当前城市规划与更新的影响。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一是地理学专家侯仁之所著《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中的北京城图；二是1963年、1978年、2000年和2020年的北京谷歌卫星图；三是1982年、1992年、2004年、2016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文件中的北京城市规划现状图。将这些历史地图与2023年谷歌卫星图进行比对，以确保空间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随后，利用GIS技术对历史地图进行数字化处理，精准提取地块元素，并将各时间点的数据层进行叠加，以便于进行多时期的分析对比。
地块作为政策和规划的空间载体，对于理解城市空间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地块的结构和形态能较好地反映各类地块的组合形式及其空间发展轨迹。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适用于多时期分析的地块“功能—结构—形态”空间数据库，并选取6项指标构建多层级评价体系(表1)。此外，在QGIS平台中划分网格图形，计算各地块类型在单个网格的比重，以此解析各时期地块的演化特征。
表1 “功能—结构—形态”多层级地块演化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并实行计划经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和2000年北京外城成为北京老旧小区更新试点3个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时间节点，将北京外城地块演化过程划分为：自由式空间发展(1949年及之前)、计划性空间填充(1950—1977年)、渐进式空间更新(1978—2020年)3个阶段(图3)。在此基础上，借助多层级评价指标体系，得到地块演化特征。
北京外城的地块功能整体呈现持续丰富的趋势。具体而言，功能混合度在后期逐渐趋于均衡，而功能平衡度从内圈层以高数值为主，逐渐转变为外圈层数值超越内圈层数值的状态。在自由式空间发展阶段，内圈层作为与中心城区交界的地带，其空间活动频繁程度显著高于城乡交界处的外圈层。内圈层的地块功能主要集中在建成区中心及主干道两侧区域，形成了较为密集的功能布局。相比之下，同期的外圈层则以大面积的未利用地块为主(占比达30.59％)，地块功能的相关数值相对较低。见图4。
图4 1949—2020年北京外城地块功能演化特征
进入计划性空间填充阶段，在苏联实用主义的引导下，外圈层的西南和东南区域通过行政划拨，开发了大量大尺度、条块式的工业地块，这些地块的占比从0.8％提升到2.1％。工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周边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地块(以下简称“公服地块”)显著增加，地块占比从0.43％跃升至7.88％。在此背景下，外圈层的功能混合度迅速提升，并超过了内圈层。同时，外圈层的功能平衡度集中在1.071～3.226，与内圈层的数值相似，但由于西南区域的水域地块面积较大，该区域的功能平衡度明显偏低，集中在0.512～1.070。随着老旧小区更新工作的推进，渐进式空间更新阶段北京外城地块功能的相关数值得到了显著提升。外圈层的功能平衡度略高于内圈层，其中中南区域由于居住地块、公服地块与绿化地块混合布局，其功能平衡度最高。内圈层的功能平衡度最高值则集中在西北和东北区域，这些区域的发展得益于城市合并更新下的大尺度地块开发。
北京外城的地块结构紧凑度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曲线型变化；地块结构密度则整体上呈现出增长至趋于稳定的态势，仅在局部区域出现下降现象。在自由式空间发展阶段，内圈层的地块结构紧凑度相对均衡，数值集中在0.681～2.297。外圈层受到工业地块、监狱地块和零散居住地块的分布影响，地块结构紧凑度呈现出西南高、东北低的特征。
进入计划性空间填充阶段，地块结构紧凑度和结构密度均达到各阶段的最高值，且内圈层的数值显著高于外圈层。这一变化主要归因于改革开放后土地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地块功能的细化促进了结构紧凑度和结构密度的提升。1980年，通过实施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政策，对内圈层中心区域的传统街巷肌理进行有效保护，使得该区域延续了传统的小尺度地块，并进一步推动了地块细分。这些地块的结构紧凑度和结构密度较高，单个地块的面积为0.1～0.5hm2，并在下一阶段持续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地块形态。相比之下，外圈层在工业布局逻辑的指导下，在西南区域增加了多个大体量的服务类和生活类地块，单个地块的面积为0.5～2.0hm2，导致该区域的地块结构紧凑度和结构密度均有所降低。
在渐进式空间更新阶段，北京外城的地块结构紧凑度和结构密度有所下降，以内圈层边缘的东北区域最为显著。这主要是由于2000年后房地产热潮的推动，传统地块肌理被整合为大面积的封闭式社区，单个地块的面积集中在0.5～2.5hm2、3～5hm2。这种变化导致地块的结构紧凑度和结构密度明显下降，并且与功能平衡度呈现出相反的演化趋势。在外圈层东南区域，单个地块的面积集中在0.2～0.5hm2，区域地块结构密度有所增加，这主要与老旧社区二次更新后服务类和生态类地块的增加相关。见图5。
图5 1949—2020年北京外城地块结构演化特征
北京外城的形态自由度和利用度整体呈现出先增长后降低的曲线型变化趋势，局部地块区域的数值变化尤为显著。在自由式空间发展阶段，内圈层由于人类活动频繁，地块的历史形态保持得相对完好，内圈层地块的形态自由度显著高于政策引导下开发的外圈层地块，呈现出中部高、边缘低的特征。同时，形态利用度相对均衡，数值集中在1.466～2.470。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外圈层受大面积未利用地块的影响，形态自由度接近于0。
进入计划性空间填充阶段，外圈层西南区域在工业地块空间生产水平提高的推动下，人口大量集聚，形态自由度和形态利用度显著提升，逐渐呈现出接近内圈层的特征。内圈层的形态自由度则保持相对均衡的发展态势，其中心区域的传统地块的形态利用度稍高于其他区域，数值集中在2.125～4.392。在渐进式空间更新阶段，内圈层西北区域在上一阶段地块形态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单个地块的面积集中在0.2～1.0hm2，地块形态的相关数值有所上升。然而，内圈层东北区域由于地块的合并，形态自由度的数值明显下降，集中在0.122～0.556。与此同时，外圈层东部区域由于居住地块内部进一步细分为小尺度的公服地块，其形态自由度略有上升。这也证明了均衡的小尺度地块配置更有利于提高地块的形态相关数值。见图6。
图6 1949—2020年北京外城地块形态演化特征
从地块的演化特征可以看出，重大历史事件对我国历史城区的空间布局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城市政策、经济制度和土地规划等城市决策成为影响土地变化的直接因素。基于此，本文从以下3个方面探究北京外城空间演变的驱动机制。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外城受不同政策影响，形成了两种圈层的地块格局：小尺度的传统地块肌理和大体量的多功能地块组合。这两种地块格局代表了北京外城的两种空间特征，并推动了北京外城从单核到圈层、从均质到混杂、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规律(表2)。
在自由式空间发展阶段，由于长期缺乏统一的政府规划，北京外城的内外圈层地块差异明显。内圈层(建成区)的地块功能均质化、形态零碎化，这反映了该区域在缺乏规划指导下的自然发展状态。
在计划性空间填充阶段，受生产型城市定位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城市更新主要在外圈层展开。1953年，北京市规划小组在《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中提出“大街坊制(9～15hm2)”的规划政策，这使得外圈层的西南和中部区域生成了大尺度、条块化的多功能地块组团，地块功能、结构和形态的相关数值全面提升。与此同时，内圈层则保持了小规模、零碎化的地块形态以及单一的地块功能。这种地块功能和形态结构的差异，进一步强化了北京外城“圈层式”的空间结构：内圈层呈现出均质化的特征，外圈层则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
在渐进式空间更新阶段，随着历史城市保护政策的实施，北京外城内圈层中部区域的传统小尺度地块结构得以保留。尽管内圈层的功能平衡度始终低于外圈层，但其地块的结构和形态相关数值均为最高值，这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作用。此外，随着土地市场化的推进，北京市政府于1999年、2000年颁布了《加快北京市危旧房改造的决定》《北京市加快城市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促进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实施，同时通过对外圈层和内圈层边缘的相关地块进行合并，形成了以居住地块为核心、生产类和服务类地块混合的簇团状地块组合。随着更新工作沿着交通性干道两侧自南向北进行，这种簇团状地块组合成为北京老旧社区更新的基本特征。然而，尽管这种更新提高了地块的功能平衡度，但其结构和形态相关数值却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
产业结构的调整深刻影响了城市空间布局。北京外城的居住类和服务类地块围绕生产类空间逐步更新，形成了“由内向外、由点成面”的空间扩展模式。
在自由式空间发展阶段，北京外城主要作为满足城市娱乐精神需求的生产辅助性空间，生产类空间集中且密集，居住与服务类地块围绕其布局，并在内圈层道路两侧及交汇点集中分布，呈现出较高的功能混合度和功能平衡度。
在计划性空间填充阶段，外圈层的东南和中部区域成为城市工业发展的首选区域。新的产业结构促使生活类和服务类地块得到重新配置与更新，显著提高了该区域地块的功能和形态相关数值。然而，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忽视了内圈层的商业生产需求，导致内圈层的商业地块及周边地块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间增长缓慢，功能平衡度远低于外圈层。
在渐进式空间更新阶段，北京外城的产业逐步向服务业等轻型产业转型。一方面，内圈层以中部道路轴线两侧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为核心，在主要道路交会点形成多功能的地块节点，有效缩小了内外圈层地块功能混合度和平衡度的差异。另一方面，原有外圈层的工业地块在产权边界内转型为商业或居住地块，带动了周边服务类地块的增加，提升了地块的功能和形态相关数值。这一阶段，北京外城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初期政策转型阶段导致的空间发展不均衡的圈层结构，步入新一轮生产加速发展期。
在自由式空间发展阶段，北京外城空间作为居民自发建造的生产生活场所，其街区肌理零碎、功能单一的地块空间特征，导致其在社会文化上长期受到中心城内城的忽视。
在计划性空间填充阶段，我国于1953年引入了“工业城市”“居住邻里单元”等生产导向的规划理念。尤其在1958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建设小面积通用住宅”的方针，使得北京外城外圈层成为实用主义规划的实验场所。这提升了外圈层地块的功能混合度和形态利用度，有效缩小了内外圈层的差距。然而，这种城市规划方式忽视了区域自身的条件和环境特征，围绕工业类地块构建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单一社会结构空间。这不仅限制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也未能有效缩小外城与北京整体社会环境的差距。
在渐进式空间更新阶段，城市发展的重心由生产逻辑转向生活逻辑。在1978年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中，居住功能地块成为城市更新的重点(表3)。在这一阶段的初期，理性功能主义的规划模式通过地块的合并与更新，将内圈层边缘的传统住宅转变为现代化的中高层住宅，旨在解决空间过密化和公共空间匮乏等问题。然而，这种粗放型的地块管控方式对地块内部(如内圈层边缘的东北区域)历史建筑群的形态肌理造成了损害，导致地块形态和结构相关数值下降。
随后，北京的规划理念转向“精明增长”和“遗产保护”，规划重心从单纯的功能资源配置转向综合考虑地块周边的社会环境效应。通过合理配置内圈层传统地块边界内的公共资源以及疏解过密的居住功能，提升了环境品质，避免了局部功能的过度拟合，从而显著提高了功能的混合度和平衡度。这种精明的地块划分方式在保护和延续北京外城历史功能与形态的同时，也标志着北京外城进入了一个更加综合的发展阶段，成为一个多元、活力并具有高质量人居环境的历史城区。
本文在历史地理学、城市形态学和城市规划领域的3个创新点如下：
(1)本文基于研究案例近70年的空间演变特征构建了一个纵向数字化数据集，并以1949年的建成区边缘为界限，定义了北京外城的内外圈层结构。基于此，深入探究了案例空间的功能逐渐从均质到混杂、空间结构从单核到圈层、城区地位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与多数历史城区以遗产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更新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揭示了北京外城独特的空间演变路径。
(2)本文通过构建多层级指标体系，对历史地块进行精细化的测量，并将多时期的地块功能纳入评价指标体系。这种方法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政策导向下地块功能的变化，以及历史城区空间结构与形态的关系特征。结果发现，由单个面积在0.1～0.5hm2的小尺度地块形成的较为均匀的地块组团，其地块相关数值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生产主导的地块布局与老旧社区地块合并更新，形成了单个面积在3～5hm2的大尺度地块组团。然而，这类组团的地块平衡度数值变化与空间形态和结构的数值变化呈相反趋势。尽管这类城市更新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地块功能平衡度，但却加大了内外圈层在地块功能种类和形态上的差异，增加了后期外圈层城市形态保护和更新的成本与时间。
(3)本文通过长时间维度的分析，对案例的空间圈层结构进行了定义，并揭示了规划策略对内外圈层结构的地块功能和历史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背景下，城市规划逐渐转向以生活逻辑为主的功能导向。在外圈层，居住地块内部进行了全面的中高层住宅建设，这种垂直城市更新有效解决了公共空间不足的问题，提高了空间的宜居度。然而，这种粗放型的控制性地块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块内部的建筑群形态。与此同时，内圈层采取了渐进式和紧凑的地块精明细分策略，促进了功能混合度、结构紧凑度和形态利用度等指标数值的提高。这种策略考虑了周边环境产生的外部效应和交通功能，形成了以道路网节点连接的多中心扁平化的空间组团。北京外城从最初的城市生产系统的辅助性空间，逐渐转变为城市生产力的试点和核心空间，与北京城市整体生产系统形成了紧密的联动关系。
本文在时间维度和空间变化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定量城市形态研究中，长时间跨度的研究方法仍存在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地块多层级评价指标体系。与单纯的历史地块形状演变研究不同，本文首次将地块功能纳入空间量化研究，从而更直观地剖析政府规划如何通过影响地块上的人类活动，对地块结构和形态产生作用。因此，地块数据的识别不仅是落实旧城保护和有机更新的关键性技术基石，还在历史城区有机更新的规划策略实践中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1)对于当前保留了明清历史风貌特征的地块，如内圈层的中心区域，应在保护其地块肌理和建筑组织方式的基础上，结合2019年发布的《北京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与更新设计导则》，采用基于形态保护的渐进式更新和活化策略。对于空间功能利用不足的地块，应通过优化内部空间和完善老旧小区的各类配套设施来提升功能的平衡度，如适当增加零售、水吧、书吧等商业服务业设施。同时，结合2007年北京发布的《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地块内历史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共同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历史文化城区。
(2)经历了大规模“拆建”活动的地块主要集中在内圈层边缘区域，这类地块在控规指导下由历史地块向功能地块转变。例如，在2000年北京颁布的《北京市加快城市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试行)》的指导下，内圈层边缘东北区域的广渠门内大街和东花市大街道路两侧地块经历了大规模的合并与更新。针对此类地块，应采用微改造的方式进行干预，根据《2021年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采取以业主自治为主的综合整治，增强空间利用主体的空间感知能力。此外，通过渐进式和紧凑的地块精明细分策略，逐步缓解21世纪初房地产热潮所带来的历史地块肌理问题，如形态自由度、利用度和结构紧凑度大规模下降等。
(3)对于外圈层由未利用地建设形成的大尺度地块，主要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工业用地建设的大街坊地块，以及20世纪80—90年代的二次更新的集合住宅构成。针对此类地块，应探索如何在大尺度地块内提升其在邻里单元内的结构和形态的相关数值。首先，根据2019年北京园林局发布的《本市老旧小区绿化改造基本要求》提出的“结合老旧小区实际情况，实施见缝插绿，多元增绿”的政策要求，可以增设小微绿地和街心公园，以提升平面形态的自由度。其次，在不影响整体街巷格局完整和尺度的前提下，增强街巷的连通性，优化公共空间布局，从而提升功能平衡度和形态利用度。最后，深化2009—2018年北京3次《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提出的“外城(南城)产业园区及以南的大兴区、房山区等形成产业联合作用”的要求，如增加基本商业网点(餐饮、住宿服务网点和居民服务网点等)，优化城市服务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上述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策略是针对每类地块的空间功能、结构和形态相关数值较低的区域所提出的差异化建议。这些建议旨在保护历史地块的传统形态与肌理特征，同时提升地块内部的生活功能多样性和环境品质。此外，城市地块空间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不仅受政策和城市规划的影响，还取决于多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本文对主体居民在空间演化中长期作用的研究稍显不足，未来的研究可提供互补的见解，以丰富历史城区空间演变的研究。
【注 释】
①在1949—1978年行政划拨方式下我国产生了一些较大面积的企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后的房地产市场化热潮后又出现了许多封闭式楼盘小区。由于它们采取封闭式管理，没有城市道路通过，是多个零碎历史地块的功能整合，因此可以将此类产权地块作为历史地块的延续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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