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以深圳坂田片区作为实证案例，构建“权力—资本—社会”三元—三圈层辩证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坂田片区的空间生产轨迹契合资本的三级循环；在空间生产的早期阶段，资本主体发挥市场资源的效率，快速完成工业化，权力空间呈现权力二元化特征，社会主体作用较小；空间生产完成工业化进入城市化阶段时，以政府为核心的权力主体通过制度政策和城市规划引导空间生产，资本主体主要面向城市空间建设，社会主体影响空间生产的运作效率；当空间生产进入城市化转型阶段时，权力主体顺应空间功能转型而改变规划导向，引导资本向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并将对应的社会主体纳入核心圈层。并且，总结归纳权力主体的空间规划权驱动、资本主体的空间价值增量驱动、社会主体的话语权驱动机制，从规划思维转型、规划秩序建构和规划实施路径方面进行反思，以期为其他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空间生产；权力；资本；社会；坂田片区；深圳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5)01-0068-10

[中图分类号] TU981、F014.1

[文献标识码] B

[引文格式] 吕凯，隆妮，刘浩，等．高度城市化地区空间生产模式与规划反思：以深圳坂田片区为例[J]．规划师，2025(1)：68-77．

0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40余年的城市化进程，形成了一系列超大城市与特大城市，这些城市已成为驱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承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随着城市化进程进入“下半场”，城市的空间生产方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当前，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空间生产关系已从以增量扩张为主导的模式转向以优化存量、提升质量为核心的新模式，这一转变凸显了城市发展方式转型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国内学界近年来开始聚焦空间转型、空间重构等议题，为城市空间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及实践参考。然而，当前研究对高度城市化地区空间生产的演进机制和内在逻辑关注不足。这类地区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空间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其内在机制是怎样的？值得探讨。

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试图构建“权力—资本—社会”三元—三圈层辩证分析框架，并以深圳坂田片区作为实证案例，解析高度城市化地区权力、资本、社会与空间生产的驱动机制。同时，从规划思维转型、规划秩序建构和规划实施路径方面进行反思，以期为其他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1 理论基础：空间生产理论

城市空间的生产是指权力、资本、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城市的重新塑造，使城市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程。空间生产的概念源自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斐伏尔，他提出“(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将空间生产划分为3个相互辩证关联的成分：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空间实践涉及物质性的空间生产活动以及构建的空间经验体系；空间表征是概念化的空间，由科学家、规划者、社会工程师等的知识和意识形态所主导；表征空间体现在居民等使用者的日常实践中，处于被支配和消极体验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大卫·哈维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提出“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将资本逻辑视作推动社会转型的原始驱动力，并通过剖析空间生产、资本积累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空间发展的本质。该理论为资本的转移和流动提供了深层次的解释框架。随后，福柯、苏贾、卡斯特尔等地理学者不断深化空间生产理论，推动了“空间转向”。

学界关于空间生产的研究集中在城市化与空间生产、文化空间、城市更新、公共空间、城市功能转型等方面。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案例为空间生产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借鉴。从理论层面来看，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我国城市规划、建设、运营提供了理论同源性视角，展现出独特的适应性和发展性。从现实层面来看，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其40余年的高度城市化历程体现了以改革开放为导向的权力体系与宏观政策引导下的有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体的思想解放和话语体系建构对权力架构与资本市场产生反馈作用。

1.2 分析框架：“权力—资本—社会”三元—三圈层辩证分析框架

三元辩证法是列斐伏尔的空间元理论建构的重要路径。其核心观点是，空间生产可被划分为3个相互辩证关联的维度或过程，也称之为空间生产的构形成分(formant)。这3个维度展现空间本身的复杂性，打通了空间不同维度之间的壁垒，并在其中建立一种本质联系。针对深圳坂田这一以华为公司为科技创新引领的高度城市化地区，权力、资本、社会3大要素是空间生产的主要驱动因素。地方政府、坂田村委等权力主体，房地产开发商、实体企业等资本主体，以及原村民、企业管理者、企业员工、本地居民等社会主体共同构成了坂田片区空间生产的复杂要素网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权力—资本—社会”三元—三圈层辩证分析框架。借鉴列斐伏尔关于空间表征、空间实践及表征空间的理论框架，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空间生产划分为3个空间维度：权力空间、资本空间和社会空间。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内涵与空间生产理论一致。具体而言：①权力空间(对应空间表征)作为政治、权力运作的场域以及一系列空间规划体系的载体，在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空间塑造和改造，是空间生产中的主导力量；②资本空间(对应空间实践)强调空间作为生产资料，其生产活动深受资本逻辑的驱动和影响，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根本目标，展现空间生产的物质经济基础；③社会空间(对应表征空间)聚焦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与民众主体性的发挥，对空间规训进行多样反馈——抵抗与服从，并通过话语权、行为决策等方式参与空间生产的再塑造。进一步构建三圈层结构，将圈层维度划分为核心圈层、间接圈层和外围圈层(图1)。在3个圈层中，均有对应的权力主体(p1、p2、p3)、资本主体(c1、c2、c3)、社会主体(s1、s2、s3)。这些主体在各自的空间维度中发挥作用，并以三元辩证关系紧密联系，共同驱动空间生产的动态演进。3个圈层对空间生产的影响力逐级递减，呈现空间生产中各主体(权力、资本、社会)的主次关系及其影响力度的层次差异。各空间主体所在的圈层位置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生产关系的动态调整相应改变。不同发展阶段呈现特定的三元—三圈层空间生产逻辑。

2 深圳坂田片区空间生产的演进历程

坂田片区隶属于深圳龙岗区，位于罗湖、龙岗、龙华三区交界处，处于深圳的几何中心，面积为28.5km²，常住人口为66.4万。坂田片区是深圳原特区外的高度城市化地区之一，位于深圳都市圈的核心圈层。该片区产业基础雄厚，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支柱行业，集聚华为、康冠、航嘉、中软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是深圳典型的科技创新区域。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为2298亿元^①，地均生产总值为80.6亿元/km²。坂田片区空间生产的演进历程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图2)：第一阶段(1987—1997年)为镇村主导的农村城市化与初级循环；第二阶段(1998—2018年)为市场主导的“郊居化”、城市更新与次级循环；第三阶段(2019年至今)为国家意志主导的科技城区建设与第三级循环。

2.1 第一阶段(1987—1997年)：镇村主导的农村城市化与初级循环

1980—1987年，坂田片区因交通闭塞处于经济未开发状态，是深圳原特区外起步较晚的区域之一。龙岗区在1993年建区^②之前，该区域所属的宝安县实行传统的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模式，坂田村隶属于布吉镇管辖。坂田村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以村集体土地为中心发展经济。此阶段，坂田片区的空间生产核心圈层由坂田村委(权力主体)、村委合作企业(资本主体)及村股份公司精英骨干(社会主体)构成(图3)。

2.1.1 权力空间：二元化结构与“权力隔离”

权力空间呈现典型的二元化结构特征^③，即村委和龙岗区政府之间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权力隔离”(图4)。1987年，坂田村委通过班子调整，强化了村委作为权力中心的地位，对全村资源实施统一规划、开发、建设和使用。尽管村委聘请专业设计院编制坂田片区建设总体规划，涵盖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及公共配套设施，但由于“权力隔离”，区、镇政府对村集体土地的开发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导致土地开发碎片化，厂房与私宅交错分布。1994年，龙岗区政府决定组建坂雪岗工业区，成立龙岗区坂雪岗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标志着龙岗区政府权力开始介入坂田片区的规划建设。通过大规模征收集体土地，龙岗区政府成功引进了一批高新科技企业。坂田片区的空间建设呈现出二元化特征，即国有用地和集体土地非均衡发展。

2.1.2 资本空间：资本投资的初次循环与产业升级

坂田片区通过资本投资实现产业利润的增长，进而推动城市化进程，完成资本的第一次循环。在坂田村委层面，通过土地折价入股、联合开发、集体募资等多种模式吸引大量资本。同时，利用港澳地区产业升级的有利时机，发展“三来一补”^④加工制造业。在龙岗区政府层面，在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将坂雪岗工业区征收的土地作为空间资源，引入华为、康冠、航嘉等高新技术企业。1995年，深圳市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一期生产用地协议，次年华为总部落户坂田片区，片区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2.1.3 社会空间：利益博弈与空间规训的抵抗

村股份公司骨干、村民和外来投资者组成主要利益群体，主导社会话语权，对政府的城市规划实施空间规训的抵抗。部分村股份公司骨干对政府低价征收集体土地持反对态度，并利用村委统一规划的机会违规占用、出售土地，致使村集体土地流失。1993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出台283号文^⑤，村民意识到土地增值的潜力，纷纷抢建私宅。同时，大量外来投资者也私自购买自建房用地，短时间内违章建设大量高层私宅，尤其在华为坂田基地周边，形成了新围仔村、马蹄山村、禾坪岗村等高容积率城中村(平均容积率为2.6)，这些城中村成为华为公司空间拓展的障碍。此阶段，华为公司等企业的管理者及员工专注于自身发展，表现对空间规训的服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话语权的部分缺失。

2.2 第二阶段(1998—2018年)：市场主导的“郊居化”、城市更新与次级循环

1998—2006年，龙岗区政府设立坂雪岗指挥部，以副区长为主任、副镇长为副主任的架构，对坂田片区实施集中统一的规划管理。2006—2018年，坂田片区成为龙岗区政府空间战略规划的重要区域之一。此阶段，坂田片区的空间生产核心圈层由区政府(权力主体)、大型房地产开发商(资本主体)、原村民群体及外来投资者(社会主体)构成。见图5。

2.2.1 权力空间：权力主体的重构与挑战

龙岗区政府的权力集中与村股份公司权力的相对分散并存，增加了权力运行的成本。龙岗区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有效遏制违法建设，但高昂的城市更新补偿标准诱发私宅抢建现象的频发，形成“查违”与“抢建”的悖论循环。在规划层面，龙岗区政府规划并推动超大规模居住区的用地出让，如万科四季花城、万科城、万科第五园等低密度大型花园社区，加速了区域的“郊居化”进程。2010年，针对坂田片区大规模城市更新的趋势，龙岗区政府提出打造“华为科技城”^⑥战略决策，编制片区总体空间规划，并将其转化为法定图则。2016年，龙岗区政府组织编制坂雪岗科技城城市设计国际咨询规划实施方案。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坂田片区在实施股份制改制后共有21家村集体股份公司，原村委的权力分散至各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商、外来投资者形成的资本利益联盟对龙岗区政府的权力运行产生一定的制约和阻碍作用(图6)。

2.2.2 资本空间：地产资本的强势介入与影响

坂田片区的“郊居化”和城市更新政策促使资本向房地产领域集中，推动资本的次级循环。2009年深圳城市更新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与村股份公司的合作。龙岗区政府、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与村股份公司形成“权力—资本共同体”。坂田片区共申报32个城市更新项目，以“工改商居”为主，涉及存量用地367hm²，计划拆除的现状建筑量为297万m²。此过程中，华为等企业被排除在资本空间之外，导致产业空间和企业配套服务的缺失。在已列城市更新计划的项目中，有106万m²的厂房基本处于清空闲置状态，存量产业空间遭到严重挤压，致使企业成本上升，部分实体企业选择外迁。同时，租金、房价的攀升以及公共服务资源的紧张，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

2.2.3 社会空间：社会主体的分化与话语权错位

在社会空间层面，坂田片区形成3个主要的社会主体。首先是由原村民与外来投资者组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凭借对土地资源的垄断，掌握了主要的社会话语权，对城市更新涉及的企业和居民产生深远影响。这部分群体的人口数量、财政收入贡献与其话语权的影响力不匹配。其次是以华为为代表的龙头企业管理者及其员工群体，坂田片区约有4万华为员工，其实际话语权与经济主导地位存在错位。华为员工的居住、教育、医疗、交通等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大量华为新员工居住在基地附近的城中村。城市更新模式间接推动片区的租金、房价上涨，这一系列诱因使得华为公司对空间规训产生了抵抗情绪，导致华为公司空间战略布局的调整。最后是“郊居化”的本地居民及就业人口，成为重要的社会群体。这部分群体缺少话语权，被动接受空间规训。

2.3 第三阶段(2019年至今)：国家意志主导的科技城区建设与第三级循环

自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对华为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实施制裁以来，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自主科技战略和供应链国产化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坂田片区由此被确立为深圳重点发展区域。在此阶段，坂田片区的空间生产核心圈层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市/区政府(权力主体)、华为公司(资本主体)、华为公司的管理者和员工(社会主体)构成(图7)。

2.3.1 权力空间：权力体系“尺度上移”与行动响应

面对外部制裁压力，华为公司的科技自主化进程获得国家层面的强力支持，促使坂田片区的空间治理出现权力体系“尺度上移”的现象(图8)。“建设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承载区”作为深圳的重要发展战略写入市党代会、政府工作报告及“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编制《深圳市电子信息产业承载区空间规划纲要》，以进一步提升片区的规划能级和战略地位。龙岗区政府也将服务华为公司视为首要任务，其空间战略历经“双核引领、多轮驱动”至“一芯两核多支点”，再到“有品质”空间提升规划与行动计划的转变。2021年，龙岗区启动坂田街道金园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收储20.8 hm²用地，为华为公司提供拓展空间，并配套实施一系列公共设施建设及城市面貌提升计划。到2024年，围绕华为基地周边、五和枢纽、坂田南3个片区打造“生态、休闲、科技”的“有品质”门户型城区，让城市能级、品质与社会经济发展及华为公司的需求相协调。这一阶段权力逻辑向服务华为及其相关企业转变。

2.3.2 资本空间：资本逻辑的转型与调整

随着坂田片区的高度城市化，资本空间进入第三级循环阶段，聚焦于科技、教育及社会消费等领域的提升。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主导的城市更新项目面临新的挑战，因需承担更多的公共利益建设责任(如道路拆迁、学校配套完善、文体设施建设等)，加上法定图则规划建筑量的约束与现状高容积率建筑的拆迁安置，项目利润空间受到显著压缩。自2021年起，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如佳兆业等企业的财务困境)减缓了坂田片区的城市更新进程。与此同时，华为公司在自主化、国产化战略的驱动下，持续在坂田及平湖片区进行空间拓展，包括平湖的半导体核心产业链基地、坂田的人才公寓及智能网联汽车总部研发中心等项目，累计拿地面积约1.5km²。

2.3.3 社会空间：社会话语权体系重构

在国家意志介入下，华为的企业管理者及员工的社会话语权显著增强，与本地居民及新市民共同构建社会话语权体系。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的调研，华为公司提出的空间需求集中在城中村风貌提升、增设大型中高端商业综合体、增加社区商业配套业态、提高公园绿地可达性等方面。这些需求和建议旨在系统性改变“门里是欧洲，出门是非洲”的二元化空间格局。与此同时，在城市更新项目暂缓推进的背景下，原村民群体与外来投资者的社会话语权弱化，趋向对空间规训的适应和服从。这一变化反映权力、资本对社会空间重构的影响，也反映社会主体在特定政策环境下的适应策略。

3 深圳坂田片区空间生产的驱动机制

回顾坂田片区的空间生产历程，权力空间、资本空间和社会空间三者在空间生产中发挥特定的作用。下文根据“权力—资本—社会”三元—三圈层辩证分析框架，探讨坂田片区空间生产的驱动机制和内在逻辑。

3.1 权力主体的空间规划权驱动

空间生产的法理基础是土地开发权，土地开发权由土地所有权与空间规划权共同推动。权力主体的驱动逻辑在于，将城市的规划构想转译为空间规划权的规划许可管制，并通过权力体系的运行保障有效实施。深圳早期在原特区内外实行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原特区内实行高度集中的城市管理模式，原特区外实行区、镇、村三级管理，导致行政效率和政策执行效果有所不同。

对于原特区外的坂田片区，农村集体是土地的主要所有者。第一阶段坂田村委与龙岗区政府权力相对独立，呈现权力空间的二元化特征。坂田村委作为权力空间核心，与村民、外来投资者形成“权力黑箱”，垄断村集体土地的空间规划权，规划国土管理难以有效介入村镇建设。由于缺乏长远规划和有效监管，村集体在短期利益驱动下自主经营土地，空间生产呈现低水平、无序扩张的态势。不仅体现在用地规模的盲目扩张上，还存在道路布局不合理、市政设施滞后、公共服务缺失等一系列问题。第二阶段龙岗区政府与街道办强势介入，有效填补权力真空。对空间规划权实施严格管控，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空间生产的秩序。这一阶段龙岗区政府以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及村股份公司的空间规划权为重点，以固定资产投资和空间增量为政绩导向，忽略与区域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匹配。特别是华为公司等大型企业，其经济影响力与权力空间中的话语权不匹配，一系列空间诉求未能得到及时响应，甚至引发企业的战略调整。为此，龙岗区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将华为公司及周边的空间规划纳入权力空间考量范畴，通过编制法定图则控制单元对华为公司周边区域进行规划单元管控。可见，空间规划权与社会主体脱节将造成空间生产的失衡。进入第三阶段，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科技战略的调整，华为公司的地位显著提升，坂田片区的权力空间实现“尺度上移”。市、区政府成为核心权力主体，以提升华为公司坂田基地及周边的空间规划为目标，与华为的企业管理者及员工构成新的权力核心圈层。坂田片区被提升至全市战略高度，成为龙岗区规划的核心片区。为更好地服务华为公司等高新科技企业，龙岗区政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财政投入，在坂田片区新建学校、医院、文体中心、国际艺术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以满足企业的多元化空间需求。

总体来看，坂田片区第一阶段的土地所有权与空间规划权交织，以村委为权力核心行使空间规划权驱动空间生产，形成空间杂糅的现状。在后期阶段，权力核心由地方政府掌控，空间规划权得到有力的管控。然而，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导向的绩效目标与主要社会主体(如华为公司)的需求产生冲突，导致空间生产的失衡。在更高层级权力主体介入后，权力主体的空间规划逻辑转为服务华为公司，推动空间生产方式的转型。

3.2 资本主体的空间价值增量驱动

资本主体依托空间规划权捕获空间价值增量，实现资本增殖。空间价值增量包含空间容积增量和规划价值增益两个方面。空间价值增量并非由资本主体决定，而是由资本主体、权力主体与社会主体共同作用形成。第一阶段，一方面，坂田片区各类资本以发展产业为目标，因“权力隔离”形成大体量的厂房、私宅空间资产，支撑了社会主体(企业管理者、企业员工)的生产和居住需求，对当时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主体(原村民、外来投资者)违法建设大量高密度城中村，这一现状成为制约资本主体城市更新的首要难题。第二阶段，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成为核心资本主体，以容积增量(平均拆建比为1∶2.0～1∶3.1)为目标进行城市更新，并与龙岗区政府及原村民群体形成利益联盟。规划高容积率的更新项目对社会主体产生外部效应，其容积增量的边际效益远不及社会边际成本。尽管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局部地区的城市面貌和公共设施水平，但存在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公。空间价值增量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同时加剧租金和房价的飙升，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引发实体企业的外迁潮。其中，“工改居”成为更新主要模式，产业空间迅速缩减，加之华为公司等企业空间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制约了其他资本主体(如实体企业)的潜在发展空间。此外，由于华为公司对空间规训的抵抗、法定图则控制单元规划总量的限制以及更多的公共配套设施捆绑等，“居改居”类城市更新项目规划难以落地。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及房地产企业面临财务困境的加剧，更新项目的经济可行性进一步被削弱，进而阻碍新的前期服务商的引入，形成空间生产的“堰塞湖”。

3.3 社会主体的话语权驱动

社会主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是通过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来塑造空间规划与政策。社会主体的话语权表现为对空间规训的抵抗与服从两种态度或行为方式。话语权大小与社会主体的数量占比、政治地位、经济贡献相关。当社会主体的话语权得到强化时，能够更有效地引导空间规划向符合其利益的方向发展；反之，则可能陷入抵抗状态，并通过投诉、信访或外迁等方式表达不满情绪和诉求。第一阶段，村股份公司凭借强势地位对政府的城市规划与公共政策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与外来投资者共同垄断社会空间的话语权，导致企业管理者与员工被边缘化，其正当诉求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第二阶段，华为的企业管理者、员工及本地居民的人口规模比例增大以及经济贡献的提升，使这一群体的话语权随之增大。由于华为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及其在坂田片区的相对独立性，加之地方政府对短期政绩的追求，未实质性改变核心圈层的“逻辑惯性”，规划能级、财政投入未明显提高。一方面，坂田片区以龙岗区7.3%的土地面积贡献近50%的GDP，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全区的65%；另一方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全区比例多年维持在2.0%～3.0%的较低水平。直至国家层面的介入，华为公司纳入空间生产核心圈层，从根本上提升社会话语权，促使政府加大对轨道、交通、教育、医疗、住房等基础设施的投入。

4 深圳坂田片区的规划反思

4.1 规划思维转型

坂田片区是深圳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基于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一致性，深圳其他片区也大多经历了相似的空间生产历程。随着我国进入城市化减速阶段，城市发展模式从“建设时代”向“治理时代”转变，如何在城市化后半程调整空间生产模式，城市规划行业迎来思维转型的挑战。传统的单一学科作为基本的知识体系已难以满足当前复杂多变的城市空间需求，规划思维应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维度进行转变。

在“认识世界”方面，采用“权力—资本—社会”三元—三圈层辩证分析框架从历史、社会、空间3个视角重新审视城市空间演进。这一框架的核心在于揭示城市空间现象或问题背后的要素间的因果关系。空间实践是资本对物质空间的塑造，包括客观空间要素及其功能、布局、结构等；空间表征是权力主体对空间的构想，包括政府的权力秩序、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表征空间则反映多元主体对空间价值的追求和反馈。这些空间实践行为构成了空间内涵认知与实践路径建构的逻辑起点。

在“改造世界”方面，城市规划既是对空间环境的规划改造，也是对人的活动的引导约束。城市规划本质上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既是目标引领下管理土地使用变化的技术工具，也是社会运行秩序的设计和安排。坂田片区作为深圳原特区外高度城市化地区之一，客观上反映了“社会—空间”复杂关系的形塑，这一过程随着权力、资本、社会关系地位的变化而动态演变。坂田片区的空间杂糅，是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各种实践行为所产生的社会空间以拼贴方式存在所导致的。从规划管制意图来看，坂田片区经历了一系列规划，实施空间用途管制并优化布局，但在规划编制的顶层设计层面，并未从“资本—社会”视角审视实际的空间利用需求和自组织特性，影响了规划的科学性及协调性。对于坂田片区这类高度城市化地区的规划实践逻辑，不应局限于以单元、区划、指标等方式进行机械式的空间排列组合，而应在三元空间中寻找最大化的公共利益与价值共识，将规划秩序构想、资本实践及多元社会价值统一至整体空间秩序建构中。

4.2 规划秩序建构

借鉴规划的“不可能三角”理论，高度的市场经济、稳定的规划秩序与充分的社会民主3个理想目标不能同时实现。市场理性的核心逻辑是资本获利，社会理性的核心逻辑是人的发展，规划作为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协调界面，其核心使命是引导建设一个符合社会运作需要的空间组织和规则。坂田片区的历史经验表明，市场经济与权力主导的规划秩序高度结合，将导致社会民主话语权失衡，产生空间非正义的问题。规划理性需要掌握好各自的“度”，关键是识别“权力—资本—社会”三元—三圈层的各类主体，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视角构建主体架构与主体之间的协调关系，本质上是通过建立规划秩序协调“资本理性—社会理性”的矛盾。例如，通过调整功能布局、用地强度等空间发展权与环境品质、配套服务、交通出行等人的空间需求相匹配，将经济和社会的空间逻辑纳入统一的对话平台，以法定规划形式固化博弈各方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三元—三圈层辩证分析框架的建立是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它是权力、资本、社会三者在某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解。当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发生变化，内部圈层之间、主体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将发生改变，需要再次调整结构。

结合已有经验，本文认为符合三元—三圈层辩证分析框架的规划秩序应包括刚性底线管控、弹性增量空间、权益主体博弈转化机制、空间负面清单和公众参与平台。①刚性底线管控：保障国土空间的生态安全格局、历史文化保护、城镇开发边界、重大设施布局等要素，确保公共利益的底线。②弹性增量空间：基于资本要素的发展规律，在特定区域内预设增量指标和激励政策，在“人、房、地、时、钱、链”6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实施引导。③权益主体博弈转化机制：权益主体复杂是面临的共性问题，建立权益主体博弈规则和平台，以合法合规的途径保障其正当诉求，综合利用容积增量、空间重组、功能置换等多元价值增量工具，通过博弈和转化机制引导及统筹各权益主体。④空间负面清单：根据片区的发展目标和管控要求，从空间使用行为入手制定使用边界和准入条件，为协调主体之间利益冲突提供更多的政策工具。⑤公众参与平台：在城市规划、建设、运营等环节让社会多元主体充分表达意愿和诉求，深度参与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决策和治理，并通过具有法定效力的平台将公众的空间合法权益纳入规划秩序框架。

4.3 规划实施路径

规划能否与空间生产关系相适应，是规划实施成功与否的关键。坂田片区第一、第二阶段的规划实践经验表明，当规划脱离三元—三圈层辩证分析框架的生产关系时，空间生产将失衡，甚至造成不同圈层之间激励不相容。基于此，坂田片区第三阶段的规划实施是以核心圈层的空间生产驱动，构建正向传导机制，随着时空变化逐步向外围扩散，空间生产呈现“涟漪效应”^⑦。①“核心圈层—间接圈层”扩散。以市/区政府、华为公司、华为企业的管理层及员工为核心的圈层表征坂田片区的核心空间生产关系，作为主要驱动力推动空间生产，由核心圈层带动间接圈层的再生产。近年来坂田片区核心圈层开展了相关产业园区、公共配套设施及交通配套建设，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市民化，带动间接圈层的商业配套、商品住宅等空间生产。②“间接圈层—外围圈层”扩散。间接圈层的配套设施将进一步加速坂田片区的市民化进程，提高周边的城中村经济收益，部分城中村自发启动公寓化改造和商业业态更新，螺旋式推动片区空间再生产。

基于此，高度城市化地区的规划实施进程需遵循空间生产的正向“涟漪效应”，扬弃“终极蓝图”“指标式”的规划编制模式，通过“1年—3年—5年”的滚动式实施规划依次对“核心圈层—间接圈层—外围圈层”进行分期实施。结合规划实践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及时响应、动态调整，增强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

5 结束语

本文基于“权力—资本—社会”三元—三圈层辩证分析框架，以深圳坂田片区作为实证案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深入剖析该区域自1987年以来空间生产的演进轨迹及其内在动力机制。坂田片区空间生产演进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揭示了不同力量驱动下空间生产的阶段性特征与核心圈层的动态变化。

城市空间既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场域，也是资本积累、循环的介质和产物，同时是体现“人民主体性”的社会舞台。高度城市化地区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以往将各类空间要素与规划技术机械式结合的技术方法体系已不适用。需要将权力、资本、社会纳入规划秩序逻辑，重构认知和方法体系。三元—三圈层辩证分析框架阐释了规划构想秩序、资本理性与社会民主的复杂互动的作用机制，为推动空间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随着城市规划与新质生产力纳入学术议题，三元—三圈层辩证分析框架立足于空间的社会经济内涵，有助于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认识新质生产力与空间的关系，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城市规划之间建立一种理论和实践路径。

【注　释】

①数据来源于龙岗区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龙岗区原属宝安县，1993年1月1日起原宝安县东部的布吉、平湖、横岗、龙岗、坪地、坪山、坑梓、葵涌、大鹏、南澳等10镇划归龙岗区管辖，本文的坂田片区属于布吉镇管辖范围。

③深圳原特区外，农村集体作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早期农村集体实际行使了空间规划权，政府对国有土地实施管理，呈现权力二元化特征。

④“三来一补”政策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简称。这一政策形式起源于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主要目的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

⑤1993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深圳市宝安、龙岗区规划、国土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深府〔1993〕283号)，简称“283号文”。

⑥2010年龙岗区政府提出打造“华为科技城”，因华为公司的反对，改为“特区扩容示范区”，后调整为“坂雪岗科技城”。

⑦“涟漪效应”是指在描述一个事物造成的影响渐渐扩散的情形，类似于物体掉到水面上所产生的涟漪渐渐扩大的景象。“涟漪效应”作为一种城市现象，被应用于城市规划和管理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