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公园实现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当前，我国国家公园社区的发展面临原住民边缘化、角色被动、利益无法充分保障等问题，阻碍了国家公园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引入原住民社会融合理念，基于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原住民的现状，筛选出影响社会融合的5大维度19项因子，构建指标体系进行测度研究，探讨社会融合对心理和谐的影响。基于测度结果，从空间环境、文化活力、经济产业、行为交往及管理参与等方面提出管理优化策略，为国家公园原住民社会融合发展提供一个科学的量化框架，从而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推动国家公园原住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原住民；社会融合；社区可持续发展；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4)12-0130-09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B

[引文格式] 杨子江，王虹影，向帆，等．原住民社会融合视角下的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策略：以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为例[J]．规划师，2024(12)：130-138．

0 引 言

我国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零散分布着原住民社区，这些社区与公园内的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国家公园实施更严格保护，开发建设活动仅限于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活生产设施改造、自然观光、科研教育及旅游项目，不排斥社区利益。实际上，我国国家公园原住民社区生态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矛盾长期存在：原住民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始终被边缘化，不仅在政策制定中处于被动，而且政府及运营主体的决策往往对原住民利益具有潜在不利影响。国外学者针对国家公园原住民社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深入探讨了社区在国家公园管理中的核心作用、社区参与的具体内容以及评估原住民社区参与对管理的影响等。相比之下，国内在这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研究通过社区满意度调查探讨了可持续生态系统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肯定了资源开发对原住民福祉的增进作用，评估了原住民对国家公园各项事务的参与程度，验证了原住民的社会生态适应性，但缺乏从社会融合角度定量化衡量原住民的心理需求和国家公园开发对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因此，急需探求满足原住民社区社会发展需求的理论支撑，以解决现有研究定量分析不足、原住民社会融合程度不理想等问题。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内，总面积为1477.13km²。该区域是滇西北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公园内的原住民在长期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明与自然智慧。公园内设有红坡村和尼汝村两个原住民行政村，公园外围及入口处分布有格咱乡、洛吉乡、建塘镇等原住民社区。本文通过构建原住民社会融合视角下的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策略框架，选取洛茸村、九龙村和尼汝村3个典型的国家公园原住民社区作为研究案例，进行社会融合度测度和对比，依据测度结果提出原住民空间融合管理的优化建议，以为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见图1。

1　国家公园原住民社会融合概念与内涵

国家公园中的“原住民”指公园建设与管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及保护者。“社会融合”概念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欧洲学术界对社会排斥进行的政策研究。社会融合旨在针对多元因素导致的人们被社会中的各种服务及权利排斥的情况，通过促进社会融合来增强人们的归属感，发展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保障人们能够享有并利用各种资源的权利。对于社会融合测度，国外学者提出了社会融合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社会融合测度方法，国内学者则强调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重心由生态维度逐渐转向心理和文化维度，如身份认同感研究等。

社会融合的微观基础是社区融合，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稳步推进的阶段，原住民社区可持续发展机制、保护地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及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不断涌现。社会融合的研究对象大多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以国家公园建设为背景的原住民社会融合研究不足，涉及社会层面的国家公园原住民社区研究大部分聚焦在生态补偿、特许经营等经济层面，研究视角单一，仅有少数文献从旅游、经营感知等心理层面或公众参与等管理层面进行探讨，有一定局限性。国家公园的发展是在社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对科研教育、游憩活动以及地方性独特的人文风情等多重功能的集中体现。国家公园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应当重视原住民的生存权利，并给予他们参与公园发展的机会。基于此，本文引入社会融合理论作为国家公园原住民研究的理论支撑，从原住民社会融合的角度出发，综合探讨原住民个体与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融合路径。

2　原住民社会融合视角下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的发展困境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对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原住民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剖析原住民社区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空间问题和存在的社会矛盾，归纳如下：①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对私密性的干扰。长久以来，居民依赖邻里间的紧密社交结构生活在开放式合院中。然而，随着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的发展，游客增多，导致原住民的生活空间私密性逐渐减弱，进而影响了社区内部的社会结构。②文化空间的变异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在旅游市场的驱动下，外来游客所带来的文化影响日益显著，被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广泛感知，并通过多种渠道迅速传播。追求旅游效益的单向策略忽视了地方社会文化资源的独特性，导致传统文化在商业化进程中异化，进而造成文化本质的缺失与断裂。③产业空间的演变与就业模式的转变。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内的原住民多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生，随着国家公园的建设实施，生态保护硬性规定以及旅游业发展改变了当地原有产业空间，原住民的就业环境、就业模式与生产生活方式亦随之发生改变，继而影响其经济来源、社会地位与生活质量。④行为交往空间的失衡与社区联结的弱化。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内不同社区的旅游管理程度不同，存在补偿金分配失衡问题，引发了原住民的不满与邻里矛盾。各原住民社区内部经常遭遇公园游客的好奇探访与误入，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各社区之间交通形式单一且交通不畅，联系并不密切。⑤管理区划的调整与权益分配的不均。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于2023年扩大了区划范围，但国家公园管理局、旅游公司与社区居民之间未能形成有效的利益共享体系，管理决策往往缺少社区居民意见征询的环节，多数居民表示对于管理范围的调整并不知情，在决策参与上受限导致原住民的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热情受挫，进一步加剧了管理脱节。见图2。

3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原住民社会融合测量体系建构

3.1　测量因子筛选

国内外研究针对不同的社会议题、社会发展特征识别出不同的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图3)。我国国家公园原住民在社会融合过程中面临着与移民、城市新移民相似的现实困境和社会矛盾，因此本文借鉴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研究，选取经济、文化、行为3个维度的相关指标作为测量因子。同时，考虑到国家公园发展中原住民面临的现实空间问题及困境，将空间环境、管理参与程度等作为影响社会融合的关键维度进行分析。

此外，国家公园原住民在生态严格保护和旅游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在心理感知上出现偏差，进而对其心理和谐产生负面影响。在测量社会融合时，还需讨论研究社会融合对原住民心理感知的影响机制。国家公园原住民社会融合与心理和谐之间存在必然关联，主客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降低了原住民的幸福感，游客群体的陌生属性以及旅游活动的干扰性都给原住民的生活带来了冲击，给居民的心理健康埋下隐患。原住民的生活满意度、安全感、幸福感是影响原住民心理和谐的3个主要因素，原住民心理和谐则是原住民社会融合的直接影响结果。见图4。

综上所述，通过借鉴国内外社会融合研究识别出的影响因素，结合国家公园原住民可持续发展的空间问题、需求特征，确定影响原住民社会融合的因素，包括空间环境、文化活力、经济产业、行为交往和管理参与5个维度(图5)。①空间环境维度，关注原住民居住条件、环境质量、私密性、交通便利性以及公共空间与设施的共享程度，旨在揭示居住空间对社会融合的贡献。②文化活力维度，侧重于原住民传统生态智慧延续、民族文化保护水平以及文化元素的展现，反映文化身份在融合过程中的延续与演变。③经济产业维度，涉及原住民个人收入来源、就业岗位机会及专业职业能力，强调经济活动在促进社会融合中的核心作用。④行为交往维度，通过对邻里互动、与外界交流及外部活动干扰情况的评估，反映原住民在社会互动中的融合状态。⑤管理参与维度，评价社区团体规模、公众话语权、参与管理程度及对管理措施的满意度，体现原住民在国家公园管理中的参与程度与影响。另外，对原住民心理和谐的测量题项主要来源于健康自检量表中的心理健康部分内容，分别用3个李克特5级量表题项来测量原住民的安全感、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旨在衡量社会融合的心理效应，不仅可以反映社会融合的直接成效，也强调了融合策略对心理健康与社会福祉的重要作用。

3.2　社会融合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构建

根据社会融合测量维度和作用机制，本文定量分析国家公园原住民社会融合与心理和谐的相关性，以及国家公园内洛茸村、九龙村和尼汝村3个典型原住民社区的社会融合程度，构建具有理论依据的原住民社会融合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图6)。 

模型1：假设空间环境、文化活力、经济产业、行为交往及管理参与是原住民社会融合的反映性潜在变量，对社会融合水平具有动力支撑的作用。模型2：心理和谐是社会融合对原住民影响的结果，假设原住民社会融合对其心理和谐有直接影响，并对社会融合水平起到促进、调节和检验的作用。在理论模型中，模型1是社会融合的测量评价模块，而模型2是对社会融合的测量模块的相关性验证，通过原住民社会调查得到的数据检验该模型所构建的变量关系是否成立。

3.3　测量评价方法

3.3.1　确定社会融合因子结构

探析国家公园原住民社会融合因子结构：对研究范围内的原住民数据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对问卷包含的19个测量题项进行主成分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和KMO值分析，检验数据样本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是否符合统计信度要求；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进行负荷旋转，分析维度划分的正确与否；通过方差贡献率及公因子方差数值比较修正因子结构和因子数量，剔除不合理因子，初步确定测量模型结构和因子指标。 

3.3.2　社会融合与心理和谐相关性分析检验

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社会融合与心理和谐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根据问卷收集情况，对洛茸村、九龙村和尼汝村3个社区的社会融合量表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与SPSS相关性分析，探求社会融合与心理和谐的相关性。 

3.3.3　社会融合综合测度计算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得到洛茸村、九龙村、尼汝村3个社区空间环境、文化活力、经济产业、行为交往和管理参与5个维度的因子得分，将5个维度的因子旋转分析后得到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社会融合测度综合总得分，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4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原住民社会融合指标评价结果

对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内的洛茸、九龙、尼汝3个社区进行公众主观评价调查研究。调查方法包括半结构访谈和主观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共采集得到样本366份，其中有效样本为296份。问卷设置了22个问题(表1)，受访者对公园内的生活空间、文化传承、经济产业、邻里交往、管理参与度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主观评分。量表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所有题项均为正向问题，分值设置为1～5分，邀请受访者对各题项进行赋分。此外，设置性别、身份、年龄、收入比例等样本基本信息问题，以反映公园内原住民人口社会属性的基本情况。

4.1　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

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洛茸村、九龙村、尼汝村3个社区量表的显著性P值均为0.000，KMO值结果分别为0.928、0.939、0.943，Bartlett球形度检验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上述筛选因子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分别对3个社区的因子进行旋转分析维度划分，总方差解释表一共可分为5个维度，与上文划分的空间环境、文化活力、经济产业、行为交往及管理参与在理论上相对应，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0.032％，因此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量表效度满足正常标准。

4.2　相关性分析结果

对洛茸村、九龙村、尼汝村3个社区的社会融合量表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这3个社区的原住民对空间环境、文化活力、经济产业、行为交往及管理参与5个维度的主观满意度评分均表现为中立偏向基本满意。具体而言，洛茸村与九龙村的原住民对文化活力的评价最高，说明这两个社区的文化传承令原住民较为满意；尼汝村的原住民对经济产业的评价较高，这反映出该社区的就业安排和产业发展较好。

洛茸村、九龙村、尼汝村3个社区5大维度的社会融合指标的显著性p值均小于0.05，说明这些指标均与心理和谐相互影响，且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这意味着都是正向影响。3个社区的调整决定系数(调整决定系数表示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其数值越接近1，模型可靠性越高)分别为0.945、0.961和0.941，意味着模型拟合程度均在90％以上，拟合状况较好，表明5大维度社会融合指标可以有效地影响原住民的心理和谐。其中，洛茸村空间环境的正向作用最大，空间环境提高1分，心理和谐程度就随之提高0.378分；九龙村的管理参与正向作用最大，管理参与提高1分，心理和谐程度随之提高0.248分；尼汝村行为交往的正向作用最大，行为交往程度提高1分，心理和谐程度则提高0.221分。见表2。

4.3 　社会融合综合因子计算结果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得到洛茸村、九龙村、尼汝村3个社区5个维度的因子得分结果(图7)。

在空间环境维度，洛茸村因位于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的一般控制区以及公园主入口区域，具有较强的空间服务能力，在空间环境评估中得分居首位；尼汝村凭借其生态景观吸引旅游开发，但服务能力尚不及洛茸村；九龙村由于与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距离较远，其空间服务及空间环境得分均处于较低水平。

在文化活力维度，由于尼汝村位于公园内的一般控制区，与外来旅游文化互动较为密切，在地方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旅游文化，激发了民族文化活力，在文化活力维度得分较高。然而，需警惕外来文化的过度渗透，避免原生文化边缘化问题。相比之下，九龙村由于在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中处于边缘地位，受到外界文化的影响较小，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地方性文化，但文化活力趋于单一。洛茸村村口与公园内一处重要景点入口相邻，旅游文化发展导致地方文化、文化活力弱化，因此在文化活力维度得分略低。

在经济产业维度，尼汝村因位于公园的传统利用与游憩区，享有相对宽松的产业发展环境，经济产业得分较高；洛茸村受限于严格的产业管控，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九龙村虽然农业发展迅猛，但是第三产业的匮乏影响了其经济产业维度的得分。

在行为交往维度，洛茸村、尼汝村原住民与游客及管理者的互动频繁，反映出较高的行为交往水平，而九龙村的空间边缘化状态则导致其对外交流较弱，行为交往维度的得分低。

在管理参与维度，洛茸村原住民得益于地理位置优势，在公园社区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参与权，管理融合水平较高，尼汝村的旅游发展模式则要求原住民与管理者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而九龙村在管理参与过程中体现出显著的边缘化，管理参与维度的得分较低。

5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策略

根据前文所构建的并已完成量化分析的社会融合测量体系，将社会融合要素转化为管理优化要素(图8)。

5.1　空间重构优化

尼汝村、洛茸村、九龙村3个社区的空间融合指数不仅整体偏低，而且内部差异显著。针对这一现状，其空间功能结构的优化策略急需聚焦于经济社会资源整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强调基于社区独特性的服务设施配置与管理，以有限的空间资源实现服务效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与社会组织应积极协同参与社区治理，提高重视程度并加大财政投入，实施有效的投资和管理策略，定期优化社区生活设施，促进服务设施的协同与联动发展。通过公平开放的服务空间消除社会排斥现象，如开放园区的环保大巴供原住民出行使用，实现服务空间的共享等。在空间设计上，通过明确划分空间功能结构来保护周边生态系统(图9)。

此外，根据社区发展程度和原住民需求的差异性，分级分类配置设施。例如：对于空心村社区，应增设老年服务和医疗服务设施；对于与游客交往密切的社区，则应增加旅游服务设施。这些策略的综合实施，将有效提升国家公园内社区原住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融合程度，同时确保公园生态功能的有效发挥以及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5.2　盘活传统文化

在5个社会融合维度中，尼汝村、洛茸村、九龙村3个社区的文化活力综合得分均最高，传统地方文化保留得相对完整。因此，需要以文化“防止被侵蚀”和“向外发扬”为抓手，保护地方传统文化智慧并持续推广地方民俗活动。

首先，要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理解与系统学习，建设专业的国家公园生态教育学校及基地，如尼汝生态学习中心为访客提供了一个可以深度体验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自然美景及藏族文化的成熟平台。其次，针对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丰富的文化元素，可通过制定生态教育解说路线、设置指示牌、开展以教育解说为核心的文化体验活动等，强化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地方文化的符号与物质载体，提升游客及社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具体实施策略包括：对社区居民进行生态解说员的专业培训，开展与当地文化和生态结合的教育活动，引导原住民积极参与国家公园的保护与发展。同时，强化社区内外的文化交流，推动地方文化与生态教育的融合发展。

5.3　优化经济产业

洛茸村与尼汝村经济产业发展的整体表现为中等水平，九龙村在经济融合方面则发展滞缓，急需保障原住民的合理利益。通过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拓展原住民的收入来源，通过政企合作扶植生态友好型的传统农牧业等当地传统业态，确保生态产品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具备高附加值，同时鼓励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在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周边发展旅游产业。为原住民提供就业支持，他们对自然资源的深刻理解及传统生计方式，不仅是生态保护的宝贵财富，还应成为国家公园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应鼓励原住民加入国家公园员工队伍，参与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播工作，并通过培训提高其个人能力。此外，要加强财政支持并完善多元化保障机制，根据原住民的真实需求采取灵活多样的补偿方式，如现金补偿、技能培训等，进一步优化综合补偿机制以降低补偿发放流程的复杂性，确保原住民能够及时受益。

5.4　恢复社交网络

在5个社会融合维度中，洛茸村与尼汝村行为交往水平相近，原住民与国家公园管理者及外来游客的接触机会相对较多，交往程度相较于九龙村更为紧密，传统生活行为模式发生了较大改变。九龙村由于旅游活动较少，且国家公园管理参与程度有限，与游客的交往并不深入。因此，修复原住民社会交往网络、增加与公园游客的接触机会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需要修复边缘社区日益疏远和弱化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延续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建立社区团体，引导修复原住民邻里之间的人际交往圈；增强社区内部交往空间的互动性，还原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内传统自然的邻里风貌，打造可进入、可停留的原住民日常活动空间；引导建立游客免打扰、原住民相互尊重的行为秩序，通过生态教育形成游客规范及共识，从意识及修养素质方面减少游客与原住民以及原住民社区之间的动静行为冲突。

5.5　提升管理效能

尼汝村、洛茸村、九龙村3个社区的管理参与均处于较低水平，说明原住民的政策参与度不高。因此，实施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内原住民社会融合策略的关键在于对引导、组织、保障和反馈等手段的综合应用。在引导手段方面，通过走访宣传和激励措施，如提供优先就业机会和产业支持、增强社区原住民对参与国家公园管理的认知和提升其参与热情、借助社区能力建设提高原住民的参与能力等；在组织手段方面，建立多方参与平台，以代表群体的形式参与公园规划管理并有效表达意愿，确保社区居民在多方参与者中的主导地位，赋予社区居民足够的话语权；在保障手段方面，在公共参与机制下通过规划实施手段开展网络在线调查和由管理机构组织的定期社区调查，促使原住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共参与保障机制应以社区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构建协商平台，确保社区全体居民对参与内容享有平等的知情权，同时明确利益分配的产权责任主体和资源价值，通过制度建设避免无效参与；在反馈手段方面，反馈机制应通过评估参与过程的效率和成效，动态调整管理模式和资源利用方式，确保社区参与符合实际情况，反馈内容应包括对参与者满意度、社区贡献的评价以及后续工作建议，评估主体应涵盖多方利益相关者，并特别强调社区居民的主导地位。

6　结束语

在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原住民相关议题的探讨不应局限于单一层面，而应拓展至更广泛的理论及社会层面来讨论。本文聚焦于国家公园原住民，以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为例，基于社区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融合的理论框架，分析原住民社区在经济、行为、文化、管理及心理方面面临的挑战。通过构建包括空间环境、文化活力、经济产业、行为交往、管理参与5大维度的社会融合测度指标体系，探讨社会融合对心理和谐的影响，并根据定量的测度结果为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针对性的管理优化建议。

此外，在构建国家公园原住民社会融合测度指标体系时，需要充分考虑具体的地域情况。具体而言，针对我国目前的“9+1”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应根据每个试点的实际情况，对指标体系进行适当调整，以确保评价体系的有效性，这些挑战尚需在后续研究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