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大维度，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2009—2020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综合指数法测算乡村振兴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法分析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在总体上呈逐步上升态势，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呈动态增长态势，乡村振兴战略取得积极成效；全国和各区域乡村振兴水平差异均有不同程度缩小，区域内差异呈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乡村振兴水平整体的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东部与西部区域间的差异大于东部与中部、中部与西部的差异。相关结果可为全面了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和促进区域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区域差异；协调规划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4)08-0043-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引文格式] 许润达，张建平，葛扬．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指标构建、测度评价及时空演变[J]．规划师，2024(8)：43-49．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断涌向城市，农村空心化、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越发凸显。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于实现乡村充分发展和城乡均衡发展有着关键作用。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系统部署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规划、工作重点及政策措施。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确立方向，为破解“三农”问题提供行动纲领。2022年，对《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实施情况的总结评估为新时期构建乡村振兴战略评价体系指明了方向。

1　文献评述

当前，乡村振兴研究的发展蕴含着理论逻辑的演变与路径探索的深化。从定性研究来看，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对乡村振兴内涵概念的解读；二是对乡村振兴实现路径的探究；三是对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城乡融合、共同富裕逻辑关联的分析。从定量研究来看，当前学界从不同方面测度了乡村振兴水平。一是针对不同市、县和乡单个年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情况进行分析。二是基于学者的研究侧重点开展评价分析。例如：从乡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地域特征”等方面构建评价体系；从“和谐村庄、发达农业与新型农民”等方面进行测度；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和生产发展”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三是评价方法研究。主要的评价方法包括指标筛选方法和指标权重方法。其中：指标筛选方法主要包括专家调查法、层次分析法；指标权重方法主要包括专家打分法和灰色关联度法。

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关于乡村振兴的定量研究较为翔实，且研究结论较为统一，基本肯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城乡间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主要抓手，是满足人的生存需求和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必要条件，是促进城乡深度融合、推动实现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关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多值得借鉴的成果，但是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研究内容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多数研究对于样本截面数据的时间选择局限于单个年份，并且微观调研数据多是单个地区层面的，容易使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出区域和时段异质性，导致研究结论缺乏普适性。二是多数研究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的时段。早在党的十六大就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明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和党的十八大均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详细部署。党的十九大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新时期“三农”发展任务，保持“三农”工作在思路和目标上的一致性，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思路和提高目标。按此逻辑，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升级版本。因此，如果研究样本的时间选取局限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的年份，在研究结论上可能缺乏一定的客观性。三是在评价指标选择与评级方法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规划》明确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当前，按《规划》的要求构建指标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多数研究使用的主观赋权法评价方法存在无法避免的人为干扰因素，会导致结果产生偏差。

综上所述，本文遵循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选取2009—2020年我国31个省份^①的面板数据，构建乡村振兴水平动态评价指标体系。在时间维度上，选取包括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前和提出后的时段；在方法选取上，综合使用熵值法和Dagum基尼系数法，衡量总体层面与各区域乡村振兴的发展进度和动态演变规律，分析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期本文的研究能为各地区、各部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准量化的管理标准，为不同地域的乡村振兴发展进程的对比与监督提供评价指标体系参考，对全面审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和精准把握“三农”问题有重要意义。

2　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2.1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为基础，围绕《规划》提出的5大方面目标，选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稳固经济基础，实现产业兴旺则是提高生产力和夯实经济基础的关键。当前，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农业发展的瓶颈从总量不足转为结构性矛盾。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除了要继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还应当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机械化程度，将提升农业综合效益作为农村产业兴旺的破局之策。要实现农村产业兴旺，还应当积极发展农村新质生产力、全面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基于此，本文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机械化程度及农村产业融合水平4个方面来构建产业兴旺层面的指标体系。

(2)生态宜居是乡村生态与乡村宜居的有机结合。当前，农村生产存在资源透支利用与环境超载等问题，农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在不断提升。乡村生态的好坏能够体现乡村生产生活是否与自然生态协调、是否构成完备的有机循环系统，乡村宜居则是农民对生存条件的本性诉求和对宜居环境需求的有机结合。乡村生态和乡村宜居是相辅相成的，基于此本文从农村绿化水平、农村污水处理能力、农村垃圾处理水平及人居卫生环境保护力度4个方面来构建生态宜居层面的指标体系。

(3)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能够传承并发扬乡土文化。乡风文明建设离不开人才，应从农村教育和文化的现代化两方面展开相关工作。在发展农村教育方面，首先应积极培养及加强农民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技能；其次发展现代化农业需要农民掌握不断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应当提升农村的人力资本质量。在发展农村文化方面，既要做好乡村文化的传承，还要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从激发农民文化需求和增加农村文化供给两方面营造农村公共文化环境。基于此，本文从农村教育发展情况、农村人力资本质量、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及农民公共文化需求4个方面来构建乡风文明层面的指标体系。

(4)治理有效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首先，应从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入手，增强农村社会保障、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提升乡村基层的治理水平。其次，乡村治理本质上具有公共属性，政府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可以促使乡村地区的公共福利属性更加凸显，因此政府应坚持把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作为政府财政支出的主要领域之一。最后，金融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农村金融体系可以促进“三农”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有效治理的经济基础。基于此，本文从农村医疗卫生建设水平、财政支农规模、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金融发展4个方面来构建治理有效层面的指标体系。

(5)实现农村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落脚点。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农民的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2017年后，农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至31.2％，农民的生活从此前的小康水平达到相对富裕水平。乡村振兴战略将生活富裕作为重要内涵，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就得高度关注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与此同时，为农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构建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网络信息设施体系、促使农民多渠道就业以获取更多收入等格外重要。基于此，本文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这4个方面来构建生活富裕层面的指标体系。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遵循综合性、典型性、有效性等原则，构建由3个层次5个类别共计20项具体指标构成的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2.2　数据来源和测度方法

2.2.1　数据来源

基于对数据可获取性的考虑，本文选取2009—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粮食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部分省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2.2　测度方法

确定指标权重十分重要。本文利用极值处理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标准化处理后，使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在利用熵值法对目标层和准则层进行赋权之后，运用综合加权求和法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予以评价，根据各项指标数值的离散程度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值，以解决多指标变量间信息重叠的问题，提高评价体系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使评价结果更科学合理。

3　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结果分析

3.1　乡村振兴整体水平

就绝对数值而言，中国整体乡村振兴综合水平从2009年的0.101提升至2020年的0.256，涨幅高达152.85％，年均增长率为8.80％，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图1)。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三农”问题愈发重视，不断提出“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自此地方政府作为推进乡村建设的发力端，制定了各类规划促进农村发展，在农村地区村民自主进行乡村建设活动，通过整合乡村内部要素使农村走上内源式发展道路，城市的各类社会团体也自发介入乡村建设活动。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农业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从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5个方面对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作相应论述。总体而言，不断推出的有关“三农”发展的政策对全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 

3.2　分阶段乡村振兴水平

本文以总体层面的乡村振兴水平增速为参照标准来测度不同阶段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为了对比不同阶段乡村振兴水平的差异，参照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波动情况，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划分不同阶段以反映乡村振兴水平的变动，本文将2009—2020年划分为2个阶段(图2)：①抵御期(2009—2015年)，“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乡村振兴水平增速呈波动下降态势。②调整期(2016—2020年)，“十三五”时期，一方面我国进入发展方式转变、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结构调整的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时期，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改革已初见成效，各地逐步推进以城带乡工作，我国面临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脱贫攻坚模式向解决相对贫困症结的全面乡村振兴模式的嬗变。

3.3　分区域乡村振兴水平

本文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处在沿海地域的东部农村和处于广袤内陆地区的中部、西部农村。以东、中、西3大区域内各省份乡村振兴水平的平均值作为对应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图3)，可以发现2009—2020年东部区域乡村振兴水平一直高于中部、西部区域，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2020年，东部区域乡村振兴水平从0.133上升至0.295，年均增长率为7.54％；中部区域乡村振兴水平从0.100上升至0.237，年均增长率为8.19％；西部区域乡村振兴水平从0.065上升至0.222，年均增长率为11.78％。中部区域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区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东部农村凭借沿海的地理优势，较早开启工业化进程，是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有机组成部分。东部农村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不仅带动了本地村民就业，还吸引了大量外地农村劳动力进入本地就业，导致农业用地流入非农用地领域，土地价值迅猛上涨，增加了本地村民的财产性收入，乡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由于缺乏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势和区位优势，中部、西部区域的乡村青壮年劳动力通常选择进城务工，内陆地区的农村逐渐形成以中年人为主导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相较于西部区域而言，中部区域资源较为丰厚，交通也较为便捷，并且与东部接壤，部分地区承接了东部转移的产业，乡村产业得到优化升级，因此中部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高于西部区域。西部区域受限于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农业产业现代化程度较低，在农业产业链中缺乏精深加工和优质农产品规模化环节，且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难以产生农村规模经济效应。

3.4　分维度乡村振兴水平

将乡村振兴水平进行分解，可以看到5大维度的变化情况(图4)。2009—2020年，乡村振兴5大维度水平呈现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治理有效＞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特征。就增长趋势而言，产业兴旺水平和生活富裕水平的年均增长率高，产业兴旺水平从0.087提高至0.199，年均增长率为7.81％；生活富裕水平从0.117提高至0.288，年均增长率为8.55％。在生活富裕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在国家的重点关注下，乡村生活富裕水平增长速度快。在产业兴旺方面，一方面国家出台各种税费减免优惠政策助力乡村产业发展，从源头上对乡村产业兴旺起到助力作用；另一方面国家一直对乡村创业就业给予大力支持，为乡村产业兴旺注入内生动力。

在5大维度中，乡风文明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使命，更是实现乡村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系统发展的保障工程。长期以来，中国乡村问题根深蒂固，城镇化和工业化飞速发展，客观上导致乡村“空心化”，乡村人口不断流失引发乡村社会文化断层、价值危机乃至秩序失衡，尤其是乡村精英的没落致使乡村文化断代和乡村文化秩序失衡问题凸显。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应当加快弥补乡风文明维度的短板，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础上，推动城乡文化和谐共生、相互交融。同时，应加强对传统乡村文化的传承，重塑乡村精神。

由此，应推动乡村制度的规范建设，加大乡风文明维度的建设力度，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营造良好的农村治理环境，以乡村有效治理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和谐、更稳定。 

4　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对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差异、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进行分析。当基尼系数越小时，乡村振兴水平的差异则越小。

4.1　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差异及区域内差异

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差异呈不断缩小态势。2009—2020年，全国基尼系数从0.209降低到0.155，年均下降率为2.68％，其中2020年出现小幅回弹(图5)。我国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就对“三农”工作制定发展蓝图，党的十七大、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九大均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各区域的内部差异而言，各区域内部乡村振兴水平差异基本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2009—2020年，东部区域内部差异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各地乡村振兴发展程度不同，各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间、力度和措施均存在差异，同时该区域具有区位与资本优势，乡村多依托工业产业加速发展，经济集群化效应显著，表征东部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差异的基尼系数呈波动上升趋势。

中部区域的基尼系数呈缓慢上升态势，这可能是由于中部区域正处于发展阶段，区域内各地乡村振兴发展进程存在较大差异。中部区域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同时具有乡村振兴战略与中部崛起战略的叠加优势，促使乡村发生巨大变化，但中部区域内部分地区还存在产业体系不完善、人力资本外流严重及农用地利用不充分等问题，乡村振兴水平较低，这加重了中部区域内部乡村振兴非均衡发展态势。

2009—2019年，西部区域内部乡村振兴水平差异变化较大，总体呈持续下降态势。西部区域无论是土地禀赋还是地理区位，均不如东部和中部区域；西南的山地丘陵地形导致该区域农业耕作效率低于东部和中部区域。由于近年来西部多地积极打造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极大地推进了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拉大了西部区域内部乡村振兴水平的差距，西部区域基尼系数在2019年后呈飞速上升趋势。

4.2　乡村振兴水平区域间差异

在乡村振兴水平区域之间的差异方面，从变化趋势看(图6)，3大区域间的差异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东部—西部区域、中部—西部区域的差异在整体上呈缩小趋势。由于东部和中部区域乡村振兴水平远高于西部区域，随着西部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不断提升，后发优势促使东部—西部和中部—西部区域的差异不断缩小，东部—西部区域的基尼系数降低幅度最大。

二是东部—中部区域的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态势。由于中部区域与东部区域接壤，中部区域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交通交汇处，因此中部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不仅受到东部区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随着东部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还有可能受到东部区域的“虹吸效应”影响，随着东部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按此逻辑，在东部区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东部—中部区域的乡村振兴差异可能呈现出缩小的态势，而在东部区域“虹吸效应”的影响下，东部—中部区域的乡村振兴差异可能呈现出扩大的态势，最终使得东部—中部区域基尼系数出现波动。

4.3　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异来源及贡献度

就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异的来源而言，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度大致为3∶6∶1(图7)，表明区域间差异是产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同时，区域间差异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一是受地理区位影响，各地的要素禀赋存在客观差异。乡村振兴离不开要素禀赋的支撑，而东部、中部、西部3大区域的资源、经济和社会禀赋本身存在无法避免的差异。二是劳动力流动导致人力资本差异。人力资本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以东部—中部区域为例，虽然中部的一些地区和东部接壤，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固化，缺乏农业农村发展的驱动机制，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流入东部区域，形成区域间的人力资本差异。三是国家政策偏向形成差异。国家给予了东部沿海地区充实的财政投入与优惠的政策待遇，随着东部区域不断发展，资本也会因逐利性而不断流向东部区域，使东部区域乡村发展水平远高于中部、西部区域，造成不同区域间乡村振兴水平的较大差异。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2009—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东部区域乡村振兴水平最高，中部区域次之，西部区域最低，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呈动态增长态势。从区域内差异看，东部区域内部乡村振兴水平差异不断缩小，中部和西部区域内部乡村振兴水平非均衡发展趋势加剧。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总体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区域间的差异是乡村振兴区域差异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其次为区域内部差异。从区域间差异看，东部—西部区域、中部—西部区域的差异整体呈缩小态势，东部—中部区域差异水平呈波动下降态势。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两点深化乡村振兴发展的建议。

(1)应当关注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全面性评价，增强内生动力。一方面，加强对乡村振兴水平的评估与监测，以提高乡村振兴水平、优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顶层设计。要认识到乡村振兴评价体系是一个基础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评价体系，明晰其在辅助政府全面了解各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立体化考核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继而将乡村振兴水平作为“三农”相关政策的评估标尺纳入政府宏观监测体系。另一方面，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遵循底线思维。具体而言，通过对乡村振兴水平的严谨评判，依据乡村发展规律，严守粮食生态安全、全面脱贫不返贫、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及农民利益不受损等底线，并配套底线保障的相关机制。

(2)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应当注重缩小区域之间的乡村振兴水平差异，实现区域间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①东部区域应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培育科技引领型企业，以科技兴农促进乡村现代化发展。以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为乡村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打造数字化营商环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②中部区域应通过完善产业体系来提高乡村振兴水平。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产业的政策支持及引导力度，以激发本地农民创新创业活力为改革发力点，以构建农民增收利益联结机制为改革落脚点，促使本地农民就近就地就业，推动农村新型产业集聚发展，以延伸产业链和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来优化农村产业体系。③西部区域应立足自身特征及优势，培育特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依托山地、戈壁沙漠等资源，以乡村文化旅游业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在依托自然环境发展戈壁农业和山地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循环农业、休闲农业等。以继承发扬文化为动力，提炼地域乡村文化标识，推广地理标志农产品，使乡村文化实现其经济价值，促进乡村振兴。

【注　释】

①本文研究对象为全国除港澳台地区的31个省份，考虑到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区域，本文以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表征中国(全国)乡村振兴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