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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师论坛】基于文化基因理论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更新规划路径——以大运河嘉兴段文化长廊为例
规划师杂志社   2024-09-06 12:58:12
 

摘 要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下,大运河沿线文化实证消失、文化特色泯灭的现象明显,甚至部分区域出现了文化断裂的情况,推动大运河文化的科学保护与活态传承成为一项重要任务。结合文化基因理论和基因的转录、翻译、变异等特质,解析大运河文化基因的提取、传承与创新框架,以大运河嘉兴段文化长廊为例,探索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更新规划路径,以期为指导大运河沿线的规划建设、科学保护与活态传承大运河文化及留住地方记忆提供参考。

[关键词]文化基因;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嘉兴段文化长廊

[文章编号]1006-0022(2024)04-0040-08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桑万琛,刘曼云,石拓.基于文化基因理论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更新规划路径:以大运河嘉兴段文化长廊为例[J].规划师,2024(4):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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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大运河作为众多城市的生发之源,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地位。2014年,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力求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宝贵遗产。但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下,由于城市功能更迭、建设需求激增,大运河的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大部分河段不再是城市的经济主动脉、交通主通道,而是作为城市的景观内河。从郊野到城市中心的变迁,导致大量文化实证消失、文化记忆消散。

如今随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文化”重新成为大运河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关注重点。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大运河沿线文物古迹种类多样但布局分散,难以成片保护、形成系统,甚至有部分遗迹的原址在历史与文化价值未被挖掘的情况下,就被当做“空地”建设为现代都市空间,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断裂。因此,用什么样的理论和规划设计方法来指导大运河沿线的规划建设,科学保护与活态传承文化,留住地方记忆,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课题。

在此机遇与挑战下,本文基于国内外文化基因的理论研究,解析大运河文化基因的提取、传承与创新框架,以文化遗产丰富、文化特质突出的大运河嘉兴段作为实践对象,探讨文化基因理论下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更新规划路径。


1 文化基因与大运河文化遗产


1.1 文化基因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文化基因源于生物学中的“基因”概念,起源于西方的“模因论”,是城市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基本单位,主要通过模仿而非遗传的方式传播,在城市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呈现性状稳定的特征且能代表地方特色。国内对于文化基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多是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随着社会科学与城市规划学科的深入结合,文化基因相关理论逐渐在城市规划领域得到发展。 

梁鹤年教授将文化基因理论引入城市规划领域,通过对西方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剖析来映射我国城市,以期解决空间问题和城市发展困境;段进院士等创建了城市“空间基因”的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从空间角度解决城市历史文化传承问题,实现了空间从普适性到在地性的方向转变。在城市规划相关学术研究中,不断涌现对文化基因提取、分析、保护、传承路径的探索,以及从文化基因角度讨论城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地域文化传承与复兴、城市空间蔓延,等等。

文化基因的介入使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变化可感可知,有利于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性、完整性与原真性,使政府部门、规划师、建设主体等能够深入认知地域文化的特色与内涵,在建设的同时保住文化本质,让文化的传承更有迹可循、细致科学。


1.2 文化基因理论下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大运河作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是运河及两岸带状区域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族群的集合,通过运河的线性空间,将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或村庄串联起来,构成链状文化遗存。但由于大运河绵延距离长、两岸腹地薄,在地域文化与运河文化的双重作用下,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会层叠交融于同一历史地段,部分相互融合,部分湮没消失,为文化价值的提取挖掘、文化内核的传承展示增加了难度。

随着文化基因理论的发展,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研究陆续出现,借助文化基因,规划师更容易从大运河的不同文化切片中清晰地掌握文化发展内核与关键价值,通过分析与筛选,集中精力去传承更具地域特色的运河文化。在运河沿线城市历史地段的文化基因传承研究中,有学者提出文化基因是运河沿线城市文化传承的内在基础,规划对文化基因的提取、解析和传承有利于运河沿线城市历史地段的保护与更新,有利于保留历史文化印记,形成城市特色空间。霍艳虹等提出大运河的文化基因可划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和变异基因等4类,并可依据不同基因选择适宜的传承方式。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文化基因理论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仍多集中在对概念、内涵、特性等的讨论方面,在文化基因理论框架下,基于实际操作案例,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更新的规划实践路径探索较少。


2 大运河文化基因的提取、传承与创新框架构建


大运河文化基因作为规划实践的重要核心,需要经历提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基于文化基因内核,规划在删繁就简、去芜存菁的同时,需充分利用现有空间资源与文化活动,丰富文化表征与文化实证,实现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复兴。见图1。

图1 大运河文化基因的提取、传承与创新框架图


2.1 文化基因的提取

生物基因的遗传信息由DNA控制,转录成RNA后再由RNA翻译成蛋白质,这个过程称为“基因的表达”。相反,如果已知RNA,在逆转录酶的作用下通过逆转录,亦可合成DNA,从而得到生物基因。在文化基因中,也存在类似于生物基因表达的过程,由文化基因“转录”到传承载体,再“翻译”为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证,同时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证又可以“逆表达”,通过类似“逆翻译”和“逆转录”的过程剥离出文化因子、提取出文化基因(图2)。只不过文化基因的提取存在更多不确定性,需要仔细甄别与筛选。

图2 生物基因与文化基因的“表达”与“逆表达” 模式示意图

2.1.1 提取方法

类似生物基因,文化基因携带的信息因子决定着文化遗产的内外特征。但作为抽象概念,文化基因无法像生物基因那样直接提取,需借助由基因表达而成的多个外在文化表征或文化实证,如建筑艺术、历史遗存、传说典故、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饮食习俗等。这些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证类似于生物工程中的蛋白质,是文化基因完整表达后的产物,需要规划师通过文献阅读、实地调研、人员走访、问卷调查等方法尽可能多地搜集,并通过归类、解构等一系列抽象分析,从关键历史图景中剥离出文化因子,最终提炼形成文化内核,即文化基因,这个过程类似生物基因的逆向转录和翻译。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些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证可能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消失,但仍然存在于某些文字记载或集体记忆与群体行为之中,它们基因犹存,需要规划师耐心地对历史资料进行深入梳理和挖掘,从文献、照片等资料中抽取出文化因子并总结出文化基因。见图3。

图3 文化基因提取流程图

2.1.2 基因的分类与筛选

大运河文化多重交织、融合多变,需要对基因进行分类和筛选,去芜存菁。在霍艳虹等提出的文化基因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文根据近期是否产生变化,将文化基因分为相对稳定的一般基因和不稳定的变异基因,再基于此进行细分(图4)。

图4 文化基因的分类示意图

(1)一般基因

一般基因按重要性与传承关系可分为主体基因和附着基因。主体基因是指大运河本体以及与运河相关的自然景观和空间格局,包括运河水网体系、水城空间关系等。主体基因是大运河其他文化基因的母体,对文化基因谱系起到决定性作用,也是规划中重点保护的对象,脱离主体基因,其他任何地域文化和地域特色都不复存在。例如,大运河嘉兴段的“望吴通越”“城河相依”等皆是主体基因的体现。

附着基因是指依托大运河衍生的带有浓重地域特色的文化,包括水工设施,建筑的色彩、材质、体量、构造,以及戏剧表演、文化习俗,等等。作为交通要道,大运河往来便利,各地区人员流动频繁,促进了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同时也推动了不同地区文化基因的混合,生成了新的文化基因。其中:由主体基因自发衍生的基因(如水工文化、漕运文化等)为单一附着基因;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基因混合而成的基因(如古城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等)为混合附着基因。需要注意的是,附着基因依托主体生长,它们的出现往往有着特殊的历史契机和文化背景,可能良莠不齐,在规划中需进行甄别和筛选,通过正确引导,保留能加强地域文化特色、传承历史的优质基因,剔除不符合现代文明发展背景的劣质基因。

(2)变异基因

类似生物基因,文化基因也存在变异现象,会通过不同程度的变异来适应不同时期的历史需求和社会形态,那些经过历史沉淀、稳定后的变异基因,又会重新回归到主体基因和附着基因当中。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文化基因变异的速度也在逐步加快,为避免恶性变异带来的不良影响,规划需要对近期变异的基因进行重点分析与筛选。对于体现地域文化特色与建筑风格、有效融合现代元素与传统元素的良性变异,需予以引导和保留;对于不顾历史文脉,根据开发者喜好强行加入外来元素或直接摒弃传统文化的恶性变异,需予以遏制和剔除。


2.2 文化基因的传承

生物基因的最终目的是要转录并翻译出蛋白质,延续生命机体;文化基因的最终目的是要面向当今城市发展需求,成功找到合适的“转录”载体,如空间、表演形式等,并“翻译”出符合当代城市文化环境的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证,延续文化记忆(图5)。

图5 文化基因传承流程图

2.2.1 “转录”载体的筛选

文化基因找到传承空间的过程,可理解为类似生物基因转录的过程。但文化基因的“转录”与生物基因不同,需要城市提供实际载体,既包括建筑、场所、景观等物质载体,也包括文学艺术、演绎活动等非物质载体。在规划过程中对“转录”载体的提供是文化基因能够有效传承的关键。

在物质载体的选取上,在水平空间,规划可从大运河两岸的规划地块、滨河景观等空间中筛选出文化展示的关键节点,将核心节点地块、亟待更新地块、闲置地块等作为“转录”的重点对象。同时,在垂直空间,对大运河第一界面的建筑立面进行重点筛选,在统一和谐的基础上,对重要节点两岸进行重点改造,展示地域文化特色。

在非物质载体的选取上,除保护并发扬现有文化(如戏曲、方言、习俗等)外,还可通过现代文化活动策划、文化媒体宣传及文化技艺体验等,为文化基因提供传播的媒介,以文化营销达到文化输出的目的。例如,大运河嘉兴段的环城河夜游灯光秀、三塔塘踏白船竞渡、越剧社团表演等活动都是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

2.2.2 “翻译”语境的甄别

文化基因在城市中的最终呈现结果为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证,这个过程类似于生物基因的翻译。“翻译”的好坏决定着文化基因的展现形式是否合理、内容是否准确,是否能让基因处于良性发展状态,避免恶性变异的产生。虽然不同的文化基因、不同的“转录”载体有着不同的“翻译”方式和“翻译”内容,但是“翻译”的语境是基本相同的,都是将文化基因所携带的编码因子解码为城市语言,使文化基因能够融入城市空间的物理语境与公众认知的心理语境,活态地传承下去。

在物理语境上,要基于现代城市空间建设背景,将大运河文化基因融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之中。通过文化基因的植入和文化空间的复兴,将已经边缘化的运河沿线城市空间重新融入城市现代规划结构,回归其该有的地位和文化价值,提升大运河两岸文化空间的承载力、吸引力和辐射力。以嘉兴的月河历史街区为例,通过“微改造”“修旧如旧”“业态升级”等一系列规划手段,保留了花鸟市场等贴近市民生活的城市功能,使历史街区的整体布局与业态环境与城市需求接轨,成为嘉兴居民美食探店、酒吧休闲、娱乐购物的好去处,使大运河重新焕发活力与人气。

在心理语境上,要基于社会集体记忆,通过文化景观的更新与再现,唤醒公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借助景观设计手段,还原从文献记载、口述历史、照片影像中提取出的文化基因,通过场景再现等方式,响应公众的心理需求,使文化记忆得到延续。


2.3 文化基因的创新

时代背景的快速变化使部分基因必须做出相应改变才能在现代城市环境中有效传承。但仅依赖基因自然变异,过程缓慢且结果不可控,因此需要采用人为干预的手段,为基因制定靶向策略,鼓励基因创新,加速基因良性变异。由此衍生出的一些城市文化副产品,既能服务城市功能,又能丰富大运河的文化基因。

2.3.1 靶向策略的制定

文化基因的创新类似生物工程的基因打靶,在人为干预的作用下删除、插入或重新组合特定的基因序列,从而催生预期目标方向的基因良性变异。在深入认知文化基因和“翻译”语境的基础上,规划需对文化基因所面临的问题和发展潜力进行分析,以基因是否存在或面临受损、是否具有传承和发展下去的可能性等为基础,通过艺术化、生活化、产业化等手段,制定靶向策略。

以杭州的小河公园为例,其前身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大运河边建立的小河油库,是杭州的“老工业代表”,同时也是大运河工业文化基因的重要体现。随着城市发展,油库功能已不再符合当今需要,工业空间演变为工业遗存,成为“被搁置的文化”。为使文化基因传承下去,规划制定了靶向策略,将艺术、生活与工业结合,由世界知名建筑师操刀设计,在保留工业油罐、厂房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化加工和功能改造,将其打造成为深受市民和游客喜爱的网红公园,同时也成为大运河上新的文化地标和历史遗产中心。

2.3.2 副产品的衍生

大运河与城市之间地位和功能的转变在催生文化基因变异的同时,也衍生出与城市紧密相关的多种副产品。对于城市而言,大运河不仅是世界遗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城市结构中重要的水系通廊、生态绿脉,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质景观环境。现今大运河的交通运输功能逐渐弱化,文化和景观空间功能逐渐加强,在大运河沿岸衍生出更多的城市功能与城市形态,如音乐厅、博物馆、文创园、产业园、商业综合体等。这些城市新功能的植入为大运河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促进了新基因的诞生。例如,大运河杭州段沿岸设置了浙江省科技馆、运河大剧院、运河体育公园与体育场馆等多种城市级文体功能,借助大运河的文化底蕴,实现了城市建设与文化发展。对于依托大运河衍生的文化副产品,在规划中需要理性引导、细心甄别,鼓励那些与大运河环境共融共生的城市产品“落户”大运河边,并提前预判排除那些会导致大运河沿岸城市空间失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防止大运河文化基因遭到破坏、稀释甚至恶性变异。


3 文化基因理论下大运河嘉兴段文化长廊的保护与更新实践


3.1 大运河嘉兴段的文化基因基础

大运河嘉兴段是全国罕见以大运河为环城河的区段,城河相依的地理环境诞生了望吴通越、文风昌盛、名人辈出的嘉兴城,涌现了王国维、徐志摩、茅盾、丰子恺、金庸等大师。同时,大运河嘉兴段拥有2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15项国家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为大运河嘉兴段孕育了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的文化基因。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水运交通的没落,大量历史遗迹消失,大运河嘉兴段从孕育城市、保护城市的共生状态变为依附于城市的景观内河,从经济繁荣的重要枢纽变为活力匮乏之地,从多元文化、多层历史共融的容器变为群体记忆的载体。文化基因的印记在大运河边逐渐消散,埋没在城市建设之中。

大运河嘉兴段文化长廊作为大运河嘉兴段文化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区段,是现代城市建设中最关键也是问题最严重的区段,具有典型代表性。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指导下,规划借助文化基因相关理论,力求通过文化的保护与城市的更新实现传统文化复兴,带动城市片区发展。


3.2 文化基因的应用技术难点

3.2.1 基因提取困难:多样历史层叠交融,部分基因消失

大运河嘉兴段与城市联系紧密,运河文化、古城文化、红色文化、名人文化层叠交融,但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大量文化实证湮灭。大量信息和文化表征需要从文献资料中去寻找,抽丝剥茧还原历史原貌,这给文化基因的提取增加了许多困难。

3.2.2 “转录”空间缺乏:沿岸既有建成区多,生态岸线被侵占现象严重

文化基因的“转录”大多需以空间为载体。由于大运河嘉兴段开发建设早、人口密度大,两岸多为已建成区,可直接用于“转录”的场地较少。早期城市建设缺乏保护与管控意识,大量多层住宅、高层商业办公建筑贴河而建,导致沿岸建筑过度侵占大运河生态岸线,部分住宅距河岸不足3 m,滨河腹地十分有限。局部重要滨河节点为地块内部场地,被围墙阻挡不对公众开放,导致滨河绿道存在多处断点,文化基因的“转录”受到重重限制。

3.2.3 基因变异失控:恶性变异增多,两岸活力下降

随着漕运废止、工业复兴和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的外在环境快速变化,刺激并催生了大运河沿岸变异的发生。在追求利益和效率的情况下,部分开发者全然不顾在地文化特色和历史风貌,建设了大量千篇一律的房地产项目,甚至根据个人喜好,强加欧式宫廷风格等外来元素,致使大运河两岸流传千年的地域特色减弱,原本多元的文化基因被稀释,只留下单一的现代住宅和办公建筑,造成了大运河两岸活力降低的局面。


3.3 文化基因提取、传承与创新路径

3.3.1 提取:解析城河特征,挖掘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的精准提取,关键在于对相关文史信息的广泛搜集、对文化基因的分析提炼与辩证筛选。见图6。

图6 大运河嘉兴段的文化基因提取路径示意图

(1)文史信息的广泛搜集

由于年代久远,规划搜集到的文史信息很可能呈碎片化,甚至存在多个版本,因此需要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用交叉验证的方式来还原历史原貌。规划通过现场实地踏勘、市档案馆史料查阅、相关社情民意与文史专报研读、历史照片搜集等方式,梳理出三塔牌坊群、茶禅寺、血印禅寺、西水驿、通越门、杉闸风帆、禾墩秋稼、乾隆御码头、古纤道等关键历史图景。在完成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证的初步搜集后,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进行校核与补缺。例如,在规划中,面向市民、管理人员、游客等3类人群共发放600余份问卷,并多次与嘉兴本地文化界学者当面座谈讨论,借助问卷统计结果和学者提供的信息,完善了对茶禅寺、杉青闸、嘉禾墩等历史地理坐标原址的考证,了解了部分社区居民对三塔踏白船和越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统活动的传承情况。

(2)文化基因的分析提炼

针对从文史信息中提取出的各类因子,规划对相似的因子进行整合归纳,抽象提炼出文化基因。例如,根据文献记载,三塔塘上曾有三塔寺,历史上苏东坡曾在其煮茶亭汲水煮茶,乾隆皇帝曾写诗《三塔寺赐名茶禅寺因题句》并改赐名茶禅寺,由此可提取出茶禅寺、苏东坡、汲水煮茶、乾隆等相关因子,从多因子中归纳出“茶禅”文化基因。又如,根据现场实地踏勘,在茶禅寺原址旁还有一座血印禅寺,其背后是血印和尚舍生取义的民间故事,由此可提取出血印禅寺、禅宗、慈悲等文化因子,以此补充“茶禅”文化基因。

(3)文化基因的辩证筛选

在提取过程中,需要特别筛查不符合时代背景的基因片段。例如,在文献记载中,嘉兴三塔塘沿岸曾矗立着20余座明清牌坊群,其中除表彰爱国精神、官吏政绩、书香门第等的名人牌坊外,还有部分是为谄媚奸臣所立的牌坊,对于这部分基因片段,就需要手动剔除,并对文化基因进行修正。

3.3.2 传承:找准“转录”载体,“翻译”融入城景

文化基因的有效传承,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转录”载体,并通过恰当的“翻译”转化为文化表征和文化实证。

(1)“转录”载体不能局限于现有条件,需进行组合利用

对于“转录”物质载体的挖掘,可充分利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组合。在水平方向上,由于腹地紧张,需基于城市土地价值利益博弈情况,尽可能挖掘可用于更新建设的用地。规划在对存量空间的区位重要性和更新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共筛选出11个重要更新地块和3个微更新地块,提出将部分已建成地块的内部场地向公众开放,通过空间的复合利用,构建滨河慢行网络。在垂直方向上,规划对大运河沿线所有地块重新进行第一界面的评价筛选,将关键形象节点界面、不符合本地风貌特征的界面作为重点改造对象。例如:月河历史街区对岸的荷花堤界面应与月河共同形成嘉兴古城重要的文化节点,但现状为多层住宅,无法展现传统形象;水运站周边的现状欧式餐饮建筑界面严重破坏了大运河沿岸老城的传统风韵。这些都是第一界面更新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对于“转录”非物质载体的挖掘,需要与本地居民的活动习惯和空间场所支撑相结合。例如,越剧、三塔踏白船、宋韵国风等非物质文化已刻在市民的集体记忆之中,但缺少活动场地。规划基于社会调查中相关社区提出的实际使用需求,在社区配套空间内配置越剧、三塔踏白船的排练与展示场地,并结合街巷与广场空间策划宋式剧目、汉服秀等主题活动,为文化的传承提供支撑。

(2)“翻译”内容不能一味还原历史,需强化情景融合

好的“翻译”不是简单的复古还原,而是在当代社会环境语境下符合现代城市发展规律的表达,需融入城市物理空间,唤起公众心理认同。例如,南湖八景的禾墩秋稼曾是嘉兴城北郊外土墩上一片一望无际的野稻田,但现在已是嘉兴的北部中心城区,原有的壮观景象无法还原。因此,规划通过台地塑造、农作物景观营造等现代设计手法,在有限的几亩土地上再造曾经的禾稻意境。再如,在茶禅夕照中,规划没有简单复建茶禅寺,而是通过茶室等功能建筑的布局,依据历史照片还原了集体记忆中寺庙“前三塔、后山门”的景象,既抓住了“茶禅”文化基因的内核,又符合现代城市的功能需求。

3.3.3 创新:靶向场景营造,催生基因良性变异

(1)鼓励大运河两岸空间与艺术、生活结合

将大运河两岸空间与艺术、生活结合,是使大运河文化基因不再拘泥于过去,能快速适应现代文化与消费需求、焕发新生命力的有效手段。由于大运河两岸多半为居民小区,规划在传承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居民的生活需求,结合本地居民喜爱沿河夜跑、茶室小聚、排挡夜宵的生活习惯,提供滨河慢跑绿道、禅茶静修院落、码头夜市排档、宋韵街市广场等空间场所,让大运河不止有景观,还有活动与生活。此外,结合市民需求,规划将部分社区公共服务配套设置在大运河边,衍生出涵盖文化、体育、教育、娱乐等的副产品,完善配套设施体系,让城市活力重回大运河两岸。

(2)推动文化与景观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本

大运河优质的景观环境正是创意办公所需要的,可充分利用文化产业链条的延伸性,将内容创意、生产设计、营销传播等与空间结合,在大运河边孵化出文化商业、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为大运河沿岸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规划结合现状嘉兴城北经开区工业园转型契机,以大运河景观优势为触媒,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布局总部办公、高端酒店会务等功能,带动周边产业腹地提质增效,培育嘉兴本土创新企业,促使嘉兴智力回流。

(3)引导大运河界面新旧结合、城景互融

在界面处理上,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应当“修旧如旧”,但在其他重要景观节点,可考虑根据该片区特色,在适度的美学提炼后进行“现代化表达”,实现城与景的融合。例如,在宋韵街区,规划除布局传统中式建筑外,在核心广场区域通过轻盈的现代建筑点缀,塑造“远观从古、近观从现”的立面风貌。再如,在血印禅寺周边,规划将宗教与时尚结合,将黄色的标志性墙面打造为年轻人喜爱的拍照打卡地。


3.4 规划实施与管控方法

规划采取三层导控体系,力求实现从整体界面到局部地块的精细传导。通过辨别提取、转换还原等类型学手法,将地域景观按照可感知的关键属性进行分类,由此建立风貌特征参数化体系,生成详细管控图则,并根据管控精度,构建大运河第一界面的特征体系搭建、片区界面的整治引导及重点地块的城市设计引导三层导控体系(图7),为后续的城市更新与建设指引方向,避免恶性变异的发生。

图7 三层导控体系示意图


4 结束语


钱穆先生说过,“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文化的保护需要与更新结合,通过文化基因的传承、文化场景的营造、文化产业的引入唤起集体记忆、激发文化共鸣、保住文化价值。

文化基因作为文化传承的基本单元,控制着文化的表达与未来的发展。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城市存量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文化基因的提取、传承与创新,以规划技术手段植入多元城市功能、引导城市空间发展,是大运河沿岸可持续发展的保护之道,也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游览体验、升华城市形象、凝聚运河精神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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