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完善的乡土聚落振兴多主体协同的行动者网络是实现乡土聚落振兴的关键。研究首先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当前3种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网络建构模式，分别是政府主导型、社会推动型和自组织型。其次，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总结3种模式在行动者构成、网络建构、对空间的作用机制上的优势和存在问题，分别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最后，提出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网络是政府行动者、社会行动者、内部行动者三方力量均衡，并与包含聚落物质空间、文化的非人类行动者和谐相处、动态稳定的异质性网络，进而构建了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正三棱锥异质网络模型，以期更加系统全面地理解乡土聚落振兴的内在机制，对乡土聚落振兴研究与实践工作有更多助益。
[关键词] 行动者网络；乡土聚落；振兴；主体；模式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3)04-0145-08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B
[引文格式] 马金剑，周东．乡土聚落振兴的行动者网络模式建构与规划策略[J]．规划师，2023(4)：145-152．
2021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被列为“十四五”的重点工作。作为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乡土聚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与资源力量。目前，乡土聚落振兴尚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研究及实践过于关注聚落客体，忽视了聚落主体与聚落振兴行动者，导致聚落振兴行动者之间的协调性差，保护振兴行动难以持续。
乡土聚落的保护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厘清行动者构成，构建多主体协同的行动者网络是实施乡土聚落振兴的关键。通过构建系统化网络模型来指导乡土聚落振兴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可以更加系统全面、科学准确地理解乡土聚落振兴的内在机制，推动聚落价值要素保护传承、人居环境改善提升、经济发展振兴等，从而更好地回应新时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与目标。
近年来，伴随国家对乡土聚落振兴工作的推进，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研究逐渐得到关注，内容主要集中于乡土聚落振兴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与职能、社会介入、村民主体性与参与路径3个研究层面。
在乡土聚落振兴的前期阶段，政府的作用体现在政策制定、立法保护、监督管理等层面，包括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评选、保护与管理等，这是乡土聚落保护振兴的基础。在具体的乡土聚落振兴工作中，政府发挥着扶持引导、监督管理、协调矛盾、保障公平等重要作用。
社会行动者包括学术单位、技术持有者、企业、媒体、公益组织等。学术单位、技术持有者等能够对乡土聚落振兴进行科学、规范、有效的指导与引领；企业的资金支持与管理经验将大大提高乡土聚落振兴的效率；媒体的宣传有助于提高关注度，吸引更多资源汇入乡土聚落振兴行动；公益人士、组织的加入能帮助突破乡土聚落振兴工作量大、涉及面广、资金短缺等瓶颈。
村民是乡土聚落的营建者、拥有者，是聚落文化、社会生活的继承者和延续者，在乡土聚落振兴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重视村民的主体地位，激发村民的主观能动性，是保障乡土聚落振兴可持续性的关键。村民参与乡土聚落振兴的路径也正逐渐得到关注并成为研究重点，包括规划设计中村民参与的方法、实施过程中村民参与建设，以及聚落社会组织关系重构等。
综上，既有研究主要针对单一行动主体在乡土聚落保护振兴中的行为和作用展开探讨，缺少多元行动主体协同下的行动者网络建构模式研究，这也是乡土聚落保护振兴不可持续的原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本研究分析不同行动者主导下乡土聚落振兴中行动者构成、行动者网络建构过程和行动者网络对空间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并构建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网络模式，以更好地促进乡土聚落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2 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网络模型的建构
2.1 理论基础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以拉图尔、卡隆、约翰·劳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方法，强调对称性原则，以行动者、转译等概念为核心内容。行动者包括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行动者是核心行动者。在乡土聚落振兴中，自然环境、地域民居、传统街巷、历史遗迹等物质要素与乡土民俗、宗族关系、民间技艺等非物质要素是乡土聚落保护振兴的重要载体，它们作为非人类行动者与包含政府、社会、内部力量的人类行动者共同构建了乡土聚落振兴的行动者网络。
转译是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路径，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4个环节。在转译过程中，异质行动者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行动路径会产生异议，因此化解异议是稳定、壮大行动者网络的关键(图1)。转译在乡土聚落振兴中体现为：①问题界定，即乡土聚落保护与发展振兴的可持续性问题。②利益赋予，即乡土聚落振兴核心行动者利益共享，将其作为行动者之间的协调机制。③征召，即各行动者加入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网络的路径。征召是行动者网络构建的核心环节，研究认为根据异质行动者的目标与障碍的差异性，核心行动者可以采用不同的征召方式，包括行政征召、学术征召、技术征召、帮扶征召、合作征召、价值潜力征召等；根据核心行动者对行动者作用的方式，征召可分为直接征召和间接征召。④动员，即根据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网络规则，各行动者行动起来完成乡土聚落振兴的过程。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根据发挥主导作用的行动主体，将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网络分为政府主导型(以下简称“GDAN模式”)、社会推动型(以下简称“SDAN模式”)、自组织型(以下简称“SOAN模式”)3种建构模式，并分别从行动者构成、网络建构、网络对空间的作用机制3个层面分析，探讨不同网络建构模式在乡土聚落保护振兴中的优势与存在问题，分别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并构建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网络模式(图2)。
3 3种网络模式构建的典型案例解析
3.1 GDAN模式：井塘村
GDAN模式是指政府在乡土聚落振兴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征召其他行动者完成网络建构的组织模式，政府在该类网络的发起、组织、演变中起主导性作用，井塘村是该模式的典型案例。
青州市井塘村是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明代建筑风貌的古村落。2011年，青州市政府成立“井塘古村旅游项目建设指挥部”，全面负责该村的保护修缮与旅游开发工作，同时征召了众多行动者参与井塘村振兴(图3)，在该村的保护振兴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明确各行动者的目标与存在的问题是井塘村振兴行动者网络建构的第一步。其中，青州市政府的目标是“文化强市”，但面临文化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现实问题；专家、学术单位的目标是学术研究，实践是必要环节；设计院等技术输出单位的目标是提高效益，增加技术输出路径是关键；村民的目标是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生活质量，其障碍是认识不足、技术缺乏；网络、媒体的目标是提高浏览量，内容质量是核心；旅行社的目标是增加游客量，高品质旅游项目必不可少。而通过保护修缮、旅游开发，振兴井塘村是各行动者达成目标的强制通行点。
青州市政府采用行政征召、学术征召、技术征召、帮扶征召、合作征召等多种方式征召了各行动者加入井塘村振兴行动者网络。行政征召表现为青州市政府通过组织井塘村申报名录，征召了上级政府工作部门，为聚落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同时抽调当地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组建“井塘古村旅游项目建设指挥部”，实现对当地政府各部门的征召，为聚落振兴工作创造便利条件。学术征召是指通过学术研讨会、技术论证会征召相关领域专家，挖掘梳理聚落资源价值，探索厘清聚落振兴思路。技术征召是指征召设计单位编制规划，明确技术路径。帮扶征召是指对内部行动者的征召，包括协助制定村规民约，雇佣本村工匠参与规划实施，结合旅游项目为村民创造就业岗位，引导聚落合作社成立、运行等。合作征召是指通过提供高品质空间、独特文化、优质项目等，征召各旅行社、网络媒体等行动者参与合作。在上述征召中，古建筑群、民俗文化等非人类行动者也被征召加入聚落振兴的行动者网络。因背景差异，网络建构中会产生异议。例如，投资企业因聚落保护振兴的投资回报期较长而退出网络，指挥部则采用小规模、渐进式的方式实现了资金投资、回笼、再投资的良性循环，维护了井塘村保护振兴行动者网络的稳定。
(1)聚落整体形态。
井塘村整体形态演变分为4个阶段：①1975年之前是井塘古村时期，整体形态较为稳定。②1975—1986年是古村逐渐荒废、新村逐渐建成期。最初迁出古村是村民为追求便利生活的自发行为，社会行动者帮扶改善新村用水条件加速了村民的迁居行动，而后村委会对宅基地的审批规范了新村空间的发展秩序。③1986—2011年是古村荒废、新村扩张期，内部行动者围绕生活所需逐步完善新村空间功能。④2011年之后是古村复兴、新村提质期，政府行动者直接主导了这一阶段聚落空间的演变(图4)。
(2)聚落内部空间。
2011年之前，行动者网络对聚落空间的作用以完善道路、用水等对内服务功能为主，是内部行动者为便利生活对空间进行自组织的过程。2011年之后，行动者网络对聚落空间的作用聚焦于文化复兴与旅游服务功能，这与青州市“文化强市”的发展目标有关。青州市政府组建的井塘古村旅游项目建设指挥部主导了这一阶段聚落空间的演变，包括对石砌民居、祭祀庙宇、防御工事等建(构)筑物的修复；村内道路的绿化、美化、亮化、特色化；重要空间节点的打造；旅游服务设施的完善等。在行动者网络中，政府的资金政策、设计单位的技术支持、媒体的推介宣传等共同促成了古村空间活力复兴与新村空间品质提升。
井塘村之所以能够建立动态稳定的GDAN模式，是因为井塘古村旅游项目建设指挥部自成立之初便定下了紧紧依靠村民、根植聚落文化、小规模渐进式推进的工作基调。具体的规划策略包括：①政府主导的适度开发利用。通过完善道路、市政设施等提升聚落空间的舒适性，提高村民生活水平。②充分挖掘井塘村的旅游资源。分析研究井塘村的地方特色文化，通过活化的方式保护村落的精神文明，在空间设计中以具有地域特色的石器传统民居为基础，结合居民的生活方式，让村民重拾对家乡故土的记忆，传承井塘文化。③营造不同的景观空间。井塘村的自然资源相对比较丰富，通过利用自然景观进行景观节点营造，以农作物的制作步骤、展示、售卖为主题，设置农作物展示、品尝与售卖的空间，将产品、服务、艺术及文化融入其中，不仅能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还能提升旅游附加值。④优化产业结构。从优化井塘村的艺术品、完善乡村饮食产业，以及制定井塘村的农文化景观旅游发展规划入手，与当地村民进行交流，针对农文化的规划及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从而使井塘村的传统文化得到保留及延续。
SDAN模式是社会行动者在乡土聚落振兴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征召其他行动者完成网络建构的组织模式，社会行动者在该类型网络的组织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政府支持力度大、村民接纳程度高、聚落研究价值大的乡土聚落中，社会行动者更容易以核心行动者的身份推动乡土聚落振兴，乌岩头村是该模式的典型案例。
乌岩头村是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晚清聚落，是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同济大学乌岩头规划团队通过8年在地规划，引导了聚落社会文化的再生，带动了产业经济和空间环境的复苏，是乌岩头村振兴行动者网络的核心行动者(图5)。
首先需厘清各行动者的目标与障碍。政府的目标是构建具有浙江省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格局，但各乡村特色有待提升，服务设施有待完善。高校的目标是人才培养与理论研究，而规划实践必不可少。各地考察、游学团的目标是学习乡村振兴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典型示范是学习的有效途径。媒体的目标是提高观看量，需要高品质的素材和内容。商户的目标是提高收益，客流量是关键。聚落内部行动者的目标是改善生活、提高收入，但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乌岩头村保护振兴是该村行动者网络建构的强制通行点。
同济大学乌岩头规划团队通过学术征召、技术征召等方式，征召了多个行动者加入乌岩头村振兴的行动者网络。学术征召体现在在乌岩头村设立美丽乡村规划教学实践基地，征召了城乡规划、建筑、景观等相关专业师生；创办“中德乡村规划联合研究中心”与“中德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设计工作营，征召了德国相关专业的师生、专家；通过构建新乡土建造的理论体系与提炼乡村振兴工作十法，联合创建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征召了各地考察团。技术征召体现在通过规划编制厘清了乌岩头村的振兴路径，征召了政府、村委会、村民、当地工匠等行动者围绕规划落地实施加入网络，同时聚落的山水、建筑、街巷、文化等非人类行动者也被征召加入。乌岩头村社会文化的再生与产业经济、空间环境的复苏，吸引了影视媒体、游客等行动者加入，形成了规划团队对影视媒体、游客等行动者的间接征召。在乌岩头村振兴行动者网络建构中，也存在异议。因工期、造价等差异，当地工匠采用了不符合地域特色的工程做法，规划团队利用自身专业知识转变了工匠们的观念，达成了对于保护修复工程做法的共识，保证了规划实施的效果，保障了行动者网络建构的空间品质基础。
(1)聚落整体形态。
乌岩头村整体形态演变分为3个阶段：①1997年以前为古村发展时期。②1997—2014年为古村衰落、新村建成期，1997年因古村西侧山体极易发生地质灾害，村民于古村东侧建设新村，至2014年古村几近荒废。③2014年至今为古村复兴、新村提质期，在规划团队的引领下，乌岩头古村重新焕发活力，新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
(2)聚落内部空间。
2014年之前，乌岩头村内部空间演变是村民围绕空间安全、生活便利、生产效率等所展开的自组织空间演变过程。2014年之后，规划团队作为核心行动者，通过聚落规划编制与落地实施主导了该村内部空间的演变。聚落空间由原来的居住空间演化成居住、旅游、服务、景观四大功能空间。在此过程中，政府提供资金政策支持，村民参与规划，当地工匠现场施工，等等，各行动者通过不同方式参与了乌岩头村的空间演化。乌岩头村内部空间演化是其振兴行动者网络作用的结果(图6)。
图6 乌岩头村振兴行动者网络对空间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乌岩头村的振兴说明项目建成、落地不是社会行动者介入乡土聚落振兴的时间终点。通过项目激活聚落内生力量，完成聚落文化复兴、社会网络修复及产业经济升级，实现聚落的活态再生与可持续发展，才是社会行动者投入乡土聚落振兴的完整周期。具体的规划策略包括：①将建筑和空间环境作为村民的文化认同点，确立聚落独有的文化内涵，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和挖掘，提炼聚落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特色建(构)筑物，如祖庙、祠堂、老石桥等，以及当地的风俗特色、手艺、戏曲、特色小吃等。结合这些文化要素，融入当地民俗，建设相关的文化设施。②将现代化功能融入聚落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聚落不仅具有独特的乡土风貌特征，还具有与城市媲美的现代化宜居环境。③因地制宜选择关键节点，重点是打造为村民服务的民生项目，如建设文化活动场地、图书阅览室、生态化停车场等，以少量资金获得环境改善，赢得村民信赖，吸引村民参与，与村民逐渐达成共识。④在尊重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建筑材料和传统建造工艺等基础上进行适应性改造，以满足宜居要求。
SOAN模式是指内部力量在乡土聚落振兴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征召其他行动者完成网络建构的组织模式，内部力量在该类型网络的发起、组织、演变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该类网络建构条件有二：一是聚落空间环境、传统文化有较强吸引力，二是村民振兴聚落的主观能动性较强。村民能够有意识地保护聚落建(构)筑物、历史场所、传统文化、民间工艺，围绕这些要素开展一些营利性活动，并在村委会、聚落精英的带领下，进一步规范、优化聚落发展模式，杨家埠村是该模式的典型案例。
杨家埠村是一座民间工艺文化底蕴深厚的明代村落，拥有风筝、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杨家埠村的振兴是以杨家埠民间艺人及其手工作坊、村委会及其创办的民间艺术大观园、村民及民办企业等内部力量为核心行动者，征召政府、投资企业、学校师生、中外游客等行动者共同建构的网络作用下的发展振兴过程(图7)。
明确各行动者的目标与现状问题。内部行动者的目标是通过手工艺改善生活，但缺少文化产业开发的专业知识；政府行动者的目标是提升辖区综合实力，新旧动力转换是关键；投资企业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优势项目必不可少；设计单位的目标是增加技术输出收益，扩宽输出路径是关键。通过对民间工艺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杨家埠村的振兴，是杨家埠村振兴行动者网络建构的强制通行点。
各行动者均因杨家埠村民间工艺所呈现出的巨大价值潜力被征召加入杨家埠村振兴行动者网络。各行动者均因杨家埠村民间工艺所呈现出的巨大价值潜力被征召加入杨家埠村振兴行动者网络。首先，因聚落的旅游价值，省、市政府旅游部门应召加入杨家埠村振兴的行动者网络，将该村定为“千里民俗旅游线”的核心节点， 并给予了强力扶持政策。杨家埠村内部行动者抓住时机，村民自发将家庭作坊改造成主题旅馆，村委会兴建民间艺术大观园，民办、村办企业齐上阵共同完成了从手工业生产向旅游服务转变的产业转型，杨家埠村因此爆发出强大的带动区域发展的经济价值，促使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其的扶持力度。2008年，寒亭区杨家埠旅游开发区成立，引进投资企业开发了多个文旅项目，开启了由旅游经济向文旅融合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杨家埠村振兴行动者网络建构中，异议体现在村集体、企业、民间艺术大观园与村民家庭作坊、主题旅馆之间对游客的争夺。为解决异议，一方面村委会成立协调办，组织村民参与接待、导游、环卫等旅游服务工作；另一方面，组织编制规划，扩大旅游范围，丰富了旅游产品。
(1)聚落整体形态。
杨家埠村整体形态演变分为4个阶段：①1568年之前，村民居于浞河西岸的下边村；②1568—1988年，因水患，村民向西迁建新村，该村分为下边村和西杨家埠村两个自然村；③1988—2008年，村委会编制村庄建设新规划，两个自然村合为一体；④2008年以后，伴随聚落周边城市基础设施的提升，杨家埠村开始向四周扩建。2008年之前是内部行动者自组织形成的整体空间形态演变过程，外部行动者干预较少；之后，是在政府行动者、社会行动者、内部行动者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空间扩张过程(图8)。
图8 杨家埠村振兴行动者网络对空间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2)聚落内部空间。
杨家埠村内部空间演变分为3个阶段：①1986年之前，内部空间围绕居住、工艺品生产这两大功能展开；②1986—2008年，在居住、生产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旅游功能；③2008年以后，在旅游开发区管委会重视、村庄规划引领、社会企业注资、村民村委会配合等多方行动者共同作用下，杨家埠村内部空间功能向居住、生产、旅游服务、文化教育、影视基地等多元化功能发展。同时，通过村庄整治、美丽乡村、美丽庭院等一系列行动，村庄内部空间品质得到显著提升。
杨家埠村能够成功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内部行动者对民间工艺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是根本，同时也离不开政府行动者与社会行动者的适时介入和恰如其分的帮扶。具体的规划策略包括：①形成多种产业模式共存的特色产业，包括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手工工场的生产方式、分包制生产方式以及主要采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例如，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是传统风筝制造业使用历史最悠久的生产方式，手工工场与分包制生产方式是传统风筝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一步，完全采用机器生产则是制造传统风筝复制品或者现代风筝工场主要采用的生产方式。②在产业转型中植入新型空间(图9)。传统村落产业转型必然催生新的建筑类型。老街被打造为旅游步行主干道，布设商品店铺、家庭旅馆等服务设施。产业转型带来建筑功能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如何保证在原有传统布局下融入新功能是村落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③形成可持续的乡村旅游决策网络。在该过程中，以各利益相关者群体为节点，以因交换信息、解决矛盾、协调目标和共享资源等而建立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关系为联结，共同交织成了一个多重、复杂的社会网络——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决策网络。
GDAN、SDAN、SOAN是当前不同条件下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网络建构的3种模式。GDAN模式在争取上级资金扶持、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宣传营销等方面具有较大政治资源优势，并能够通过行政干预协调各方利益，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但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也极易脱离民众，体现在规划策略上则是侧重政府主导，包括设施完善、旅游资源开发、景观空间设计、产业结构优化等。SDAN模式在技术、资金方面有较大优势，能够有效引导并快速推进乡土聚落的振兴。在规划策略上，同济大学乌岩头规划团队在乌岩头村的文化品牌塑造、空间环境提升及产业经济的打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社会行动者投入的持续性差且水平参差不齐是该类型网络建构维护中的最大问题。SOAN模式中的内部行动者拥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如杨家埠村内部行动者的自组织形成了多种产业模式共存的特色产业，并衍生出众多新型产业空间，进而形成了可持续的乡村旅游决策网络，但技术知识的缺乏、管理水平的低下导致乡土聚落振兴相对缓慢。
因此，未来乡土聚落振兴的行动者网络应该是政府行动者、社会行动者、内部行动者三方力量均衡，并与包含聚落物质空间、文化的非人类行动者和谐相处的动态稳定的异质性网络，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网络模型应是以政府行动者、社会行动者、内部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为顶点的正三棱锥模型，各行动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维护和壮大乡土聚落振兴行动者网络(图10)。
乡土聚落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厘清行动者的构成，建构完善的多主体协同行动者网络是实现乡土聚落振兴的关键。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根据发挥主导作用的行动主体，将当前乡土聚落振兴的行动者网络分为GDAN模式、SDAN模式和SOAN模式，并分别选取典型案例，探讨不同模式在行动者构成、网络建构、网络对空间的作用机制中的优势与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针对性的规划策略。最终提出乡土聚落振兴的行动者网络是政府行动者、社会行动者、内部行动者三方力量均衡，并与包含聚落物质空间、文化的非人类行动者和谐相处、动态稳定的正三棱锥异质网络模型。这有助于更加系统全面、科学准确地理解乡土聚落振兴的内在机制，推动建立乡土聚落振兴多元主体协同行动机制，进而促进乡土聚落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振兴，以更好地回应新时代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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