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是流域空间的重要节点，在城镇化和流动性的背景下面临破碎化、同质化、劣质化的危机。文章以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的聚落为研究对象，分析近500年来“人口—生产—生态”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关性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总结了当代流域聚落政策的发展历程、目标维度及空间效益。在此基础上，提出宏观落实文化遗产空间体系、中观统筹“区域”与“要素”、微观协调生产与生态的流域聚落适应性发展规划路径，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新时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借鉴。

[关键词] 流域聚落；适应性；社会生态系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2)11-0041-09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B

[引文格式] 薛鹏程，徐浩义，汪芳，等．“人口—生产—生态”演化视角下流域聚落的适应性发展规划路径——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为例[J]．规划师，2022(11)：41-49．

0 引言

流域是最早出现人类活动和聚落兴起的地理单元，也是水循环及生态过程的重要载体，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流域国土空间规划是多尺度、跨行政区域的空间规划，其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定位有待界定，规划目标与主要问题有待明晰，协调传导与统筹管理机制有待构建。流域聚落是流域空间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与流域水生态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流域聚落视角出发，针对流域的发展和保护问题开展流域国土空间规划，对于流域、流域聚落乃至宏观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都有着重要意义。

为实现流域聚落的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把握流域的长时序、多要素、多尺度特征。流域聚落历经漫长的人地关系和人水关系演化，联系城乡空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从长时序角度探索流域聚落的社会生态系统发展规律，可以为流域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其次，流域空间中“人口”“生产”“生态”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在城镇化和流动性的背景下面临着各种要素的扰动，制定统筹全局、系统治理的流域国土空间规划至关重要。因此，本文以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为研究范围，聚焦流域聚落与流域国土空间规划，首先分析近500年来“人口”“生产”“生态”适应性演变的规律及其对现今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的指导意义；其次总结目前相关政策的发展历程、目标维度与空间效益，归纳现有政策与规划的盲点；最后在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提出流域聚落适应性发展规划路径(图1)。

1 适应性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内涵

“适应性”概念诞生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这一概念被许多学者应用到生态学、气候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中,从人类个体、城市、国家、全球等不同尺度进行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罗士培提出了地理学的适应论，其中“适应”既是指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利用的过程和可能性，也隐含着自然对于人类活动的限制。基于此，通过规划和建设手段优化人与自然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可为城乡空间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社会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复杂适应性系统，是人居环境的基本功能单元，是自然和人文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的结果。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探究城乡空间适应性提供了一个系统视角，从人类与自然系统互动的角度，分析城乡空间的外部环境与自身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演变发展。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引入流域国土空间规划，可以促使规划方法创新和内容深化，为解决城乡发展所面临的社会生态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选取黄河流域中自然与人文交织碰撞、生态条件制约明显的黄土高原地区作为研究区域，该区域总面积为57.3万平方千米。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的流域聚落共679个，包括位于该地区的由住建部和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的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以及由住建部、文物局等6部门评选的前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图2)。在长时间的演变过程中，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的聚落在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呈现多样化的地方性和适应性特征，体现了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机制。

当前，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水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失衡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黄河流域空间发展面临着“三生”空间结构失衡、空间治理碎片化等问题，流域聚落需要着眼于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发展规律，提炼出需要关注的核心要素，进而总结目前相关政策的发展历程、目标维度与空间效益，由此提出未来流域聚落的适应性发展规划路径。

3 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流域聚落的适应性演化规律

3.1 “人口—生产—生态”子系统相关性的历史演化

刻画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的社会生态系统演化规律，可以与目前流域相关政策的引导方向进行对比，从而总结目前流域聚落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因此，研究使用历史记录、历史时期重建数据以及2000年以后的观察和统计数据(表1)，基于相关性分析，得到近500年来不同时间截面上“人口—生产—生态”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关性，并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不同颜色及颜色的深浅分别反映相关性的方向和大小，从而直观反映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演变规律(图3)。

总体来看，长期以来人口与生产整体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逐渐变小，在1980年短暂呈现负相关关系，之后恢复为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人口与生态最开始呈现负相关关系，1700～1900年相关系数不断增大，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负相关关系转为正相关关系；起初生产与生态呈现负相关关系，但近40年来负相关关系逐渐减弱。

3.2 “人口—生产”驱动流域发展，造成生态保护压力

流域国土空间规划需要提取流域聚落具有不变性、在现代仍需要遵循的演变规律。从人口与生产子系统的关系来看，长期以来人口增长与农牧业发展相辅相成，是流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如何优化生产用地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而减缓黄河流域人口外流的情况，是新时期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值得关注的是，1980年前后，由于小流域综合治理等规划政策的推出以及“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黄土高原生产用地的无序扩张，农业生产方式从扩大耕地转向提高生产率，人口与生产的相关性发生波动。这一现象表明规划政策对流域聚落发展有显著影响。

人口与生态、生产与生态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虽然近40年来负相关关系有所减弱甚至扭转，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仍长期存在。在历史时期，人口增长导致对粮食、建筑材料和燃料的需求增加，人们为了增加耕地面积和获取木材而破坏林地、乱砍滥伐，造成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和土壤肥力下降，陷入了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近40年来相关关系的变化表明，改革开放后地区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等生态保护规划政策取得显著成效，提高了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覆盖率， 生态保护规划政策在生态脆弱的流域空间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近500年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和生产子系统驱动了流域发展，但也不断对生态子系统施加压力；生态子系统面临的风险与流域空间的生态保护规划政策和开发模式紧密相关；“人口—生产—生态”子系统相互耦合、不可分割。因此，在坚守生态底线的基础上，综合流域国土空间中不同子系统以及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多类要素，开展多维系统的流域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兼顾流域聚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生态保护政策至关重要。

4 当代流域聚落政策的发展历程、目标维度与空间效益

流域聚落作为一类社会生态系统，已经由过去主要对自然扰动的适应，转变为现今对人类活动与自然扰动的多重适应，政策是目前影响其适应性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一方面，政策可以帮助流域聚落完成产业转型、提升生态价值、吸引人口回流，为聚落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如果政策引导方向不当，与聚落适应性发展的规律存在错位，流域聚落系统突破适应性阈值，将导致流域面临新一轮的生态环境危机。因此，需要结合适应性演化规律，对目前流域聚落相关政策的发展历程、目标维度与空间效益进行分析与评估，寻找目前政策与规划存在的盲点。

4.1 传统聚落保护发展历程与特征：从单体保护到整体发展

我国传统聚落的保护与发展已积累诸多经验，近20年来的立法与政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表2)。第一阶段(2002～2005年)是物质单体保护阶段，相关部门立法提出“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并公布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要求对聚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进行保护，并对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空间进行划分，该阶段主要针对单体的历史文化名村的物质空间进行保护。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聚落保护体系，聚落相关立法与政策发展进入第二阶段(2006～2016年)，政府陆续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加强非物质与物质文化的整体保护，并公布前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4153个村落)，通过拨款与资助等多种形式为聚落的保护提供支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聚落相关立法与政策发展迈向第三阶段(2017～2019年)，“发展”成为新的关键词，聚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渐被挖掘，出现了旅游开发、数字赋能等多种形式的保护途径，相关部门公布了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2666个村落)。进入第四阶段(2020～2022年)，为解决各聚落在区域尺度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国家陆续对两批共50个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区开展整体保护与利用，并带动其他聚落的保护活化工作。

从我国传统聚落的保护发展历程分析可知，相关流域聚落的立法与政策呈现以下特征：一是目前相关政策与规划多以传统村落的形式进行保护与支持，虽然没有直接把流域聚落作为对象，但是同样对流域聚落的保护与发展有显著影响；二是流域聚落的立法与政策呈现从物质单体到多维整体的保护趋势，逐渐重视聚落的区域格局、生态服务价值、场所记忆等；三是“保护”与“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两个关键词，单纯保护下的聚落发展可持续性较弱，构建内生性的经济体系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四是目前的聚落相关政策主要以行政单元为边界进行地方化的保护与发展。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流域聚落相关的立法与政策的保护效益有待评估。一方面，乡村振兴一系列相关文件由不同部门发布，保护与发展的维度有所差异，政策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外在干扰因素，需要被验证是否遵循流域聚落“人口—生态—生产”良性耦合协调的历史规律。另一方面，聚落作为流域的重要空间节点，需要统筹考虑聚落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集中连片保护有利于流域聚落的整体保护，但从目前已经公布的两批集中连片示范区的相关工作来看，集中连片保护在确定边界、区域联系、关联村落、管理主体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理清。

4.2 政策目标不均衡，重产业轻生态

乡村振兴战略并非单一的政策，它由一系列复杂多元的政策组成，以实现乡村振兴整体战略目标。为梳理相关政策对流域聚落的影响维度，研究利用文本分析方法，分析国务院、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住建部等15个部门在2016～2021年发布的43份与流域聚落相关的政策文件。从分析结果可知，战略引导类型政策文件有15 份，占全部政策文件数量的35％，数量最多；农村土地类型政策文件有11份，占全部政策文件数量的25％；产业发展类型政策文件有5份，占全部政策文件数量的12％；农业金融类型政策文件有12份，占全部政策文件数量的28％。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仍处于以战略引导为主的阶段。

研究对全部文件进行关键词提取，以揭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点。关键词Top50的词云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词频统计前十的名词分别为“农村”“农业”“乡村”“永久基本农田”“项目”“产业”“地区”“资源”“农民”“资金”。为更细致地理解四类政策文件关注主题的差异，研究对四类政策文件分别做了关键词分析(表3)。由分析结果可知，战略引导类型政策文件更强调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主体地位以及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党的引领性作用；农村土地类型政策文件更关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等；农业金融类政策文件更加关注旅游产业以及扶贫项目；产业发展类型政策文件主要关注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强调标准制定及绿色环保要求，重点关注农药的使用。

对各类政策目标进行统计，选取词频Top200的关键词，并将其词义所指向的政策目标划分为人口(生活)(12％)、生产(30％)、生态(6％)、综合(52％)四类。在各类政策目标中，综合性目标占主导，这说明在大部分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了全方位的多元要素。在人口、生产、生态三个政策目标中，生产类目标超半数，这说明在2016～2021年，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更加侧重于经济提升、产业发展。从历年变化来看(图5)，政策文件的目标更多关注于生产活动；2019年以来的政策更加注重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人口尤其是高质量人口数量的提升。总体来看，流域聚落相关政策虽然延续着驱动生产系统的规律，但是对生态维度的相关保护工作关注不足。同时，相关政策在流域人口维度的保护工作也需要加强。根据人口与生态、生产与生态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若相关政策不加以干预，流域聚落下一阶段的“人口—生产—生态”循环过程将受到遏制。因此，流域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加强在流域聚落生态维度的保护与利用工作，避免出现不可持续的危机。

4.3 空间覆盖度有限，保护效益存在差异

在空间层面对流域聚落进行整体性保护的政策较少，目前主要的保护方式是划定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区，以行政区为主要保护边界。“十里八村”是指聚落居民一日往返的范围，赶集或庙会等活动将不同聚落的居民汇集于一处，促使居民社会交往的产生、形成联系紧密的地方社会文化空间，若超过“十里八村”的范围，则自然会兴起新的聚落。这说明“十里八村”的范围是一种社会概念，具有天然的文化联系。部分保留至今的聚落之间仍具有“十里八村”的社会联系，具有天然的集中连片保护优势。将集中连片示范区与“十里八村”格局进行空间叠合分析，可以评估集中连片示范区的效益。

基于此，研究以流域聚落的空间点为圆心，以5 km为半径进行缓冲区分析，得到聚落的三种空间关系(图6)。①无空间联系，指流域聚落的缓冲区之间没有交集，空间距离过远，难以产生社会文化生态联系。②弱空间联系，指流域聚落的缓冲区有交集，但聚落的缓冲区没有包含另一个聚落点，这说明两个流域聚落的距离超过传统语境下的“十里八村”范围，聚落之间仅存在一定的辐射关系，可视为弱联系。③强空间联系，指一个流域聚落的缓冲区包含一个或多个其他流域聚落点，这些流域聚落具有天然的“十里八村”空间关系，集中连片保护效益高、成本低，可视作强联系，适合优先选择进行集中连片保护。

通过空间叠合分析得到强联系的流域聚落组团的空间分布，可知强联系的流域聚落组团分布趋势显著，集中分布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的东部和西部区域。目前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划定有7个集中连片保护区，将其与符合“十里八村”的聚落分布范围进行空间叠合分析后发现，两者大部分是重合的(图7)。这说明目前集中连片示范区在成本—效益层面具有一定的有效性，重合区域的保护工作则具有高效益、低成本的特征，但从局部来看，仍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一是部分集中连片示范区中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流域聚落，但是这些流域聚落相互距离很远，不满足“十里八村”文化联系产生的条件(如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进行连片保护工作会导致保护成本高、效益低。二是将市域、县域作为流域聚落连片保护的唯一边界具有局限性。部分流域聚落(如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山西省晋城市)由于行政边界的限制，集中连片示范区只能纳入一部分，导致具有紧密联系的连片流域聚落被切分为两部分，影响了文化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可能会造成管理权属错位、文化割裂、保护成本提高等问题。三是一些具有天然连片保护条件的聚落还没有被集中连片保护，这些聚落存在“十里八村”的空间关系，具有天然的连片保护条件、高度趋同的文化价值和紧密的生态联系，但目前没有被划为集中连片保护示范区。

5 流域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流域聚落适应性发展路径

流域是紧密联系的空间整体，流域聚落是流域的重要人居环境节点。但目前流域聚落的社会生态系统在城镇化与流动性的背景下，面临着多重外界干扰，以及破碎化、同质化、劣质化等危机。在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针对流域聚落这一空间对象，需要结合流域聚落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演化规律，立足目前政策在目标维度与空间效益上存在的问题，横向衔接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的具体内容，纵向保障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的层级传导，构建国土空间整体性保护框架(图8)。

5.1 宏观：落实文化遗产空间体系，构建跨流域山水人文格局

宏观尺度上，需要从对流域聚落单个遗产点的保护转向对区域文化遗产空间体系的保护。“节点—背景—联系”文化景观安全格局要求通过文化景观之间的文化连接，构建要素连续性、环境广阔性、网络层级性的格局，实现更加系统、完整、全面的文化景观保护。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流域聚落作为流域文化景观安全格局中的“节点”，普遍规模小、布局散，对周边地区辐射带动不足，资源难以形成合力。由于流域聚落多分布在文化线路上，部分村落的兴衰与文化线路息息相关，文化线路可类比为生态安全格局中的低阻力通道，是串联流域聚落节点的重要“联系”。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与流域聚落高度相关的四类文化线路分别是长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长征文化线路(图9)。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均是历史上商品贸易交换的重要路线，通过产业的驱动，促使人口兴旺，带动了部分聚落兴起。而长城与长征文化线路由于政策引导，成为构建流域聚落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整合文化线路与流域聚落，并进行跨区域合作，可以建立连续完整的文化遗产空间体系，从单体保护向整体保护迈进。 

文化遗产空间体系需要横向衔接国家级与省级的国土空间规划，在“多规合一”的综合调整后，构建跨流域山水人文格局。流域聚落与文化线路构成了文化遗产空间体系的核心保护范围，需要进行严格的底线管控。而作为环境协调、保障支撑的协同管控范围即“背景”具有复杂性，在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后，调整“背景”的范围、功能与结构，构建具有韧性的跨流域山水人文格局。同时，在挖掘地方文化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优化全域聚落产业空间布局，推动优势区域聚落特色化发展，形成区域联动的聚落产业带，为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聚落“人口—生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契机。

跨流域山水人文格局纵向上需要发挥对流域聚落中观、微观尺度的战略性引导作用，拟定优化跨流域山水人文格局的纲领性要求，通过分级分类管控、结合生态重要性评价、开展生态修复、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等，带动碎片化、分段展示的文化线路建设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全要素保护与发展，形成自然与人文价值兼具的宜居性文化景观。

5.2 中观：统筹“区域”与“要素”，优化“十里八村”格局

在整体统筹“区域”与“要素”的前提下，划定流域聚落底线管控的具体边界。流域聚落作为一类特殊的国土空间，既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场所，又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载体，也是国家治理的场域，具有“区域”与“要素”双重属性。流域聚落衍生的两大关键“要素”是以流域为单元的连通完整的生态系统，以及血缘、亲缘和社区关系传播与扩散所构成的文化圈。两大关键“要素”与目前以“区域”为保护单位的边界存在错位，在效益性、整体性、管理性、全面性等方面存在不足。建立在地理关联性上的“十里八村”格局具有低成本、高效益的保护特点，在综合调整边界后，可作为流域聚落在中观尺度的保护范围。

流域聚落的“十里八村”格局横向上需要衔接市、县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在 “三区三线” 的划定中，“十里八村”格局中存在文化遗产空间与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交织叠合的情况，需要在综合考虑这些叠合关系的基础上，对具体边界进行调整，使其可以兼顾“区域”与“要素”。在管控内容方面，需结合流域聚落的发展规律，在流域聚落行政区统筹与底线综合管控下，从管控底线底盘、部署空间格局、落实要素配置等方面出发，制定流域聚落分类布局、风貌引导、保护要点、正负面清单等具体管控内容。

“十里八村”格局纵向上需要加强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的层级传导。一方面，“十里八村”格局需要在牢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水域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等控制线的基础上，落实宏观尺度的文化遗产空间体系结构中的“节点”“联系”与“背景”的具体边界。另一方面，“十里八村”格局需要为微观尺度流域聚落的适应性发展提供具体指导。对于具有高价值的聚落节点，可将其作为战略点，发挥高价值节点在流域中的“涓滴效应”。对于不具备天然连片特征的聚落，可以利用传统集市、祭祀、庙会等“跳板”，将其纳入现有集中连片的组团。对于具有特殊生态保护意义、距离集中连片区域过远、无法形成组团保护的流域聚落，则需要增加其作为个体的适应性。在保持原真性的前提下进行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挖掘地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合理配置旅游设施、划分景区、设计游线与引导交通，为村民提供学习渠道和工作机会，吸引人口回流和促进再就业，扶持当地生态产业化转型，使其作为个体的内生循环能力增强。

5.3 微观：协调生产与生态，引导适应性循环发展

流域聚落的保护与发展目标在微观尺度需要突破单一维度，实现多元控制。流域聚落衍生于特定的流域环境，尽管内在动力可能发生改变，但其始终是一个生活、生产和生态要素聚集的人居单元。目前相关政策虽然通过产业驱动的方式为流域聚落注入新的活力，但是部分地区采取的非内生性经济补偿、过度基础设施建设、盲目旅游开发等发展方式，脱离了流域聚落的地方生态与文化特征。这样虽能带来短期快速的收益，但可能会遏制下一循环阶段的“人口—生产”驱动过程，对流域聚落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挑战。因此，流域国土空间规划需要更加关注地方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形成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耦合发展路径，才能真正解决流域聚落的核心问题。

流域国土空间规划在微观尺度上需要横向衔接乡镇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落实深化村庄居民点布局，细化规划用途分区，统筹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鼓励和支持发展乡村旅游、康养和农产品深加工等新产业与新业态，夯实产业基础，强化村庄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协调发展，加强分类指引。

从纵向的层级传导来看，流域国土空间规划在微观尺度上侧重实施性，需要将宏观、中观的规划内容落地实施，并为实践设计提供接口与科学依据。为对不同流域聚落精准施策，匹配合适的生产与生态协调发展方式，在流域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需要建立更科学的本底条件评估机制。目前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双评价”以静态的既有现状为主要分析依据，而流域聚落现状面临着持续的政策保护、资本注入等多重维度的动态干扰。对此，适应性循环评价是一种评估流域聚落本底条件的理想方式。适应性循环评价强调系统的动态非平衡状态、主动适应性和转换能力，通过潜力、连通度和韧性三种特征属性，反映应对外部“刺激”下系统适应性循环阶段发展的动态响应过程。一个可持续的具有韧性的系统可以在开发、保护、释放和重组四个阶段中不断发展演变和循环，但系统也可能会因为韧性过低进入另一个周期，即贫穷、僵化、锁定和未知四个困境。因此，定量评估流域聚落所处的适应性循环阶段，可以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保护与规划措施(表4)，在生态承载力的限度内积极发展，探寻流域聚落适应性发展规划路径。

6 结语

流域聚落的适应性发展是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的流域聚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近500年来“人口—生产—生态”的适应性演变规律，并总结目前相关政策的发展历程、目标维度与空间效益，进而在宏观、中观、微观尺度上分别提出流域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流域聚落的适应性发展路径。研究发现：①近500年来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和生产子系统驱动了流域聚落发展，生态压力持续增加，生态子系统面临的风险与流域生态保护规划政策和开发模式紧密相关；②目前流域聚落的相关政策更偏重于产业发展，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③集中连片保护格局与聚落“十里八村”格局存在边界错位，在效益性、整体性、管理性、全面性等方面存在不足。在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未来流域国土空间规划应在宏观层面落实文化遗产空间体系，构建跨流域山水人文格局；在中观层面统筹“区域”与“要素”，优化“十里八村”格局；在微观层面协调生产与生态，引导适应性循环发展。本文通过构建多尺度的适应性发展规划路径，以期能为流域聚落“人口—生产—生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提供方向，为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的完善提供参考，为实现和谐的人地关系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