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机更新研究背景

1.1 新型城镇化推动有机更新发展

老城区有机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带来社会和空间的深刻变革。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我国经济结构不断升级转型，现已步入新常态。目前，社会资源匮乏、空间秩序紊乱、治理机制失调等现实问题日渐凸显，如何解决诸如此类的“城市病”，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2014年颁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优化提升中心城区功能，对城区老工业区、城中村、棚户区和老旧住宅小区等实施搬迁改造和综合整治，随后国务院、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出台了众多政策文件(表1)，为城市有机更新的有序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表1  城市有机更新的相关政策文件

1.2 有机更新演进要求社会与空间互嵌

随着社会各方力量的不断加入，城市有机更新在政策方针、规划理念、管制模式等方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挑战：政策方针重点由旧城旧区改造转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系统协调发展，规划理念由形体主义转向人本主义，物质空间更新转向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的综合规划更新，管制模式也转向制度重建、权力下放、社区赋权/增权、多元主体参与模式。这些转变，深刻影响并改变着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和空间格局。

目前，学界关于城市更新的研究较为广泛，主要集中在更新规划空间转译层面，多为探讨某些特定的政策场景(存量规划、城市双修等)、重点城市(上海、温州、重庆、成都等)或特殊对象(历史街区、老旧小区、棚户区等)等，涉及有机更新规划的总体框架、底层逻辑、社会秩序及价值导向等的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对有机更新规划的理论性探讨。因此，面对长期存在的空间与多元利益主体、资本运作与治理机制之间的冲突和失衡问题，城市有机更新亟需引入“社会—空间”互嵌的创新视角，深入研究城市更新空间中的社会问题，以探索适应新时期发展特征的老城区有机更新规划范式。

2 “社会—空间”视角下的规划现实困境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北上广深等城市的有机更新规划与实践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空间面貌。但由于长期以来过于强调物质空间规划，城市更新在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暴露了较多社会性的规划建设与管治问题。本文结合曼纽尔·卡斯特划分的“社会体系”与我国的城市实践，梳理了现阶段我国城市有机更新规划主要存在的问题。

2.1 权力结构失衡：治理空间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

空间是具有政治性的。城市空间在有机更新的过程中包含强烈的权力干预逻辑。当前参与更新规划的主要部门包括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各部门的管理范畴与视角不同，导致各部门管理条块分割严重、权责不清，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更新规划在资源利益配置、空间环境改善、社会福利提升等方面出现了较大的专业限制问题，规划成果难以落地实施，有机更新亟需建立整合部门资源的统一协调平台。另外，公众参与中的“公众”仍长期处于弱势。尽管更新规划的价值导向与理论研究一直在倡导公众和更新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但在诸多实践中，多采用单个项目的运作模式且缺乏自下而上的交流机制，更新规划仍采用“上帝视角”“自上而下”“精英规划”等更新手段，缺乏对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深层剖析和统筹，缺少有效的反馈机制。

2.2 资本收益失策：经济空间缺乏持续的增长动力

空间是具有经济性的。产业功能集聚的经济空间是现代城市中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场所，也是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空间。大卫·哈维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积累化解经济危机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场域。从现阶段的有机更新实践看，多数城市虽在更新观念上认为更新是城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在实操层面仍以空间秩序塑造为主，缺乏对产权、功能、容量等城市更新效益层面的深入探讨。例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等城市采用“城市双修”“社区微更新”“有机更新”等先进理念对棚户区、老旧城区及社区、老工业区及低效用地等存量空间进行更新改造，虽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从总体上看，未能有效提升城市整体生活质量，没有形成符合地方经济的产业体系，无法激发社会空间的活力。

2.3 生活诉求失位：正义空间缺乏美好的品质行动

空间是具有正义性的。曹现强等人认为，空间的正义性主要体现在城市空间生产和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公民空间权益方面的社会公平和公正。我国城镇化进入“下半场”以来，因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逐渐凸显，加之政绩与资本的捆绑，旧城更新、旧城改造等工作中埋下了社会、文化、经济、生态等方面的隐患，引发了公众难以参与更新项目、空间生产效果欠佳等社会矛盾。方可认为城市空间的“有机性”是从系统到局部、空间到时间，贯穿于城市秩序、细胞(社区)和组织(街道)，以及更新渐进动态过程中的。构建“社会—空间”多维度的品质行动计划是满足公众对美好生活诉求和避免有机更新规划过程中社会与空间严重脱节的有效方式。

3 “社会—空间”视角下的规划框架解析

3.1 “社会—空间”理论与有机更新的关系阐释

“空间”作为一个多维概念，在不同学科、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内涵。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看，社会空间与物质空间和经济空间的概念相对应，是社会群体感知和利用的空间。英国人文地理学者苏珊·J·史密斯在《社会—空间》中详细论述了社会与空间的关系，其认为社会与空间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社会到空间、社会的空间建构、第三空间出现3个阶段。社会学家马克·戈特迪纳与雷·哈奇森在《新城市社会学》中明确提出了“社会—空间”视角，强调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城市规划进行分析。自此，“社会—空间”视角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的社会阶层、群体界限、权力关系等研究中。

“社会—空间”理论源于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其核心是(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大卫·哈维从全球化空间生产、自然空间生产和城市空间生产等维度丰富了空间生产理论；爱德华·苏贾从权力意识着手，建构了空间生产影响方面的“第三空间”，并加以解释；曼纽尔·卡斯特则从集体消费生产角度分析了城市空间生产的内涵，并构建了权力(制度建设)—资本(市场运作)—生活(公众诉求)要素体系。本文将有机更新规划视为空间生产过程，将老城区作为社会研究的空间载体，发现随着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再现的空间这些空间生产的阶段变化，有机更新存在空间秩序—空间设想—空间正义的阶段演进与关系循环(图1)。

图1  空间生产理论与有机更新的关系示意

3.2 社会体系要素与有机更新规划的互动机制

“社会—空间”理论认为，城市更新是物质空间的重构，涉及社会关系重组、各类资源碰撞以及利益分配调整等层面。该理论虽为城市更新中“社会空间的变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对面向实施的有机更新解析而言仍有缺憾：一是“空间—历史—社会”三元辩证法过于宏观，缺乏对中微观层面实际行动的具体指引；二是第三空间体系缺乏对资本张力的阐述，以及缺少对当代多元社会参与主体的延展；三是源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空间生产理论难以直接对我国规划进行指导，缺乏本土适用性验证，需要基于我国城镇化情况进一步地进行实践探索。

综上所述，本文将“社会—空间”辩证理论框架视为审视新型城镇化过程的一种分析方法，重新思考社会体系核心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要素体系与有机更新规划空间生产之间的互动作用机制，以此探析老城区有机更新的规划框架(图2)。

图2  社会体系要素作用于有机更新规划的目标转向与空间生产框架

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社会关系和空间结构特征可以发现，权力、资本、生活三者是相互形塑、共生博弈的关系。权力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训、引导公众生活，生活则根据是否满足公众诉求给出权力反抗回应或正向推动。资本为获得最大利润，通常与权力结盟，权力则运用有限激励政策，以“权力+资本”模式来实现权力政绩。高品质生活的塑造离不开资本前期的生产投入，后期生活通过投资或消费，可将积蓄再度转换为资本。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制度建设、市场运作、公众诉求已经成为城市行政管理、城市开发、城市品质三大需求的主要空间生产驱动。本文将社会体系中的权力、资本、生活要素与有机更新规划中的管理、市场、公共服务要素进行抽象对应，并将其进一步转化为空间治理、空间收益、空间正义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价值目标向多元主体、多元收益、多元诉求转变的情况下，构建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的有机更新规划策略。

4 嘉兴市嘉善老城区有机更新规划框架

嘉善县隶属浙江省嘉兴市，不仅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全国唯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的先行样板，嘉善老城区有机更新规划从系统性、战略性高度出发，以期实现老城区社会、经济、文化、空间的全面提升，打造“魅力人文嘉善城，品质生活会客厅”的更新目标。本文以嘉善老城区有机更新规划项目为例，尝试构建“社区—空间”互嵌视角的有机更新规划框架和实践策略。

4.1 空间治理导向下的协调机制

4.1.1多方联合的协作式规划平台

从空间治理的内涵看，加强社会多方协同治理的深度与广度是有机更新规划的题中之义。由于嘉善老城区有机更新项目参与的主体构成较为复杂，除了政府、专家、民众，还涉及本地企业、相关协会、游客等，传统的政府决策—规划设计—实施运营—社会反馈的工作机制已无法适应当前的规划实践与空间生产。因此，需积极优化更新规划的组织方式，搭建由地方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实施主体、设计机构、社会公众等多方联合参与的协作式规划平台，注重在规划工作的全过程建立共识，共同推进规划动态渐进式实施，谋求共赢(图3)。

图3  多方联合的协作规划工作机制

4.1.2 公众参与的诉求反馈机制

在空间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公众很难通过更新项目本身有效地影响制度体系和规划实施。因此，需要借助于相关组织和平台来汇集社会需求、反馈意见。规划通过更新区域评估和实施行动计划“两步走”，以“自上而下”的部门、街道的意见征询和“自下而上”的问卷调查、访谈等调研方式，广泛征询利益相关人意见，追求各方利益均衡，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公众能得到空间生产和分配的机会。从调研结果看，嘉善老城区社区氛围成熟，居民居住时间较长，常驻意愿比例较高；社区居民希望老旧小区的卫生条件、道路条件、服务设施(文化设施、便民服务、停车设施等)、公共空间等能有所改善。

4.2 空间收益驱动下的活化经济

4.2.1 开发适应地方经济的产业

新经济、新产业是促使老城区再次焕发生机、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关键要素。产业要素的集聚往往会形成城市功能承载的核心，而经济空间的更新优化需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实际。规划深入分析了嘉善老城区的产业基底和发展需求，发现老城区的文化要素密集，但产业基础薄弱、消费动力不足，需要导入新兴战略产业，打造复合产业。

规划在综合分析嘉善老城区外部产业环境及上位规划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嘉善老城区产业发展的四大策略(图4)，构建以文旅服务产业为引擎、文创产业与数字经济为主导、城市生活服务为支撑的“1+2+1”产业体系。另外，从老城区有机更新规划的可持续性角度看，社会资本在众多资本中发挥的作用尤其重要。面对老城区日渐空心化、新型产业植入困难等窘境，深度挖掘、培育和发展地方社会资本，构建紧密联系的邻里产业网络的意义重大。规划通过社区微更新项目，吸引了部分开发运营企业及当地居民的社会资本，弥补了政府财力的不足，但此类项目中，需重点关注产权延续，政府、社会资本和社区居民的权责边界，以及可持续的投入与运营成本等问题。

图4  嘉善老城区“1+2+1”产业体系

4.2.2 打造彰显城市文化的场景

文化空间构成了现代社会重要的价值导向和发展资本。从空间收益的角度出发，文化往往可以被其他活动整合到空间战略上，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可创收的文化场景经济空间。通过适度拆旧建新、功能提升与置换等方式，挖潜利用各类文化空间资源，建构具有场所性和文化体验感的公共空间，进而构筑帮助老城区振兴的文创旅产业发展体系。

以嘉善老城区滨水历史文脉体验轴为例，据历史记载，魏塘市河两侧分布了40余处文物古迹，但现状可观摩的已不到半数，部分古迹被湮没，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空间载体，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规划依托魏塘市河及其重要历史文物遗迹点，串联文旅商业特色街区、思贤文化广场等文化空间，打造以历史文脉体验为主的体验轴线，重点发展文创、商业、商住等功能。由于文化空间具有很强的公共利益属性，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还需重点关注设计更新地块的权利主体、权利人意愿，房地产供需情况(包括住宅、酒店、商业等)，以及基准地价和分布密度等要素。

4.3 空间正义诉求下的美好生活

4.3.1 “生态+安全”的生活基础

“生态+安全”是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提升老城区居民城市生活品质，强化老城区防灾减灾能力，夯实韧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和行动指引。体现在空间上，“生态”是城市的景观要素、位置和空间联系；“韧性”则是提升老城区宜居性和抵御城市灾害的基础设施。

为践行绿色有机更新理念，规划采取“生态+安全”策略：一方面基于城市蓝绿交融体系，针对滨河绿化带断裂(被民居、工厂等占据)、慢行步道不连续、存在断头路等问题，规划构建了点、线、面相结合的多类型、多层次的生态景观空间格局——“综合—专类—社区”三级公园体系，优化了慢行系统，打通了13条断头路；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基础设施的有机更新，具体包括结合新基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构建物业管理与公共空间的安全、卫生、治安、消防等信息平台。例如，水网密布的嘉善老城区河道整治尚未全部到位，内涝风险高，需以河湖水系重构为手段，利用海绵体改善老城区内涝积水点，以达到城区内供水安全、防洪除涝等水安全目标。

4.3.2 “公平+开放”的生活圈层

住在嘉善老城区的多是弱势群体，政府应合理运用市场机制，提升公共资源空间分配的公平性与效率，从“覆盖率、开放性、参与度”3个方面提出规划管控要求。首先，规划以社区、片区为更新的基础单元，并按照15分钟圈层理论进行分级，完善行政管理、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养老福利、商业设施六项公共服务设施指标体系，以满足居民便捷使用公共设施的需求(表2)。其次，在土地资源紧约束态势下，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规划重点关注老龄化程度较高、设施缺乏的社区(农村)，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用地落位和布点，共梳理出25处需要更新、新建的独立用地，形成公共服务设施更新用地“一张图”，以实现公共设施的均等和公平。最后，秉承“强化串联，引导绿色出行方式”的更新理念，规划通过慢行系统将居民所需要的日常生活设施与公共开放空间等串联起来，形成“路在景中延，人在绿中行”的健康生活圈。

表2  嘉善老城区公共服务设施指标体系

注：指标参考了《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2016年修订版)》与《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建办科〔2021〕55号)。

4.3.3 “智能+共享”的生活智慧

信息技术为老城区智慧管理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持。规划突破原有的行政边界壁垒，积极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完善政务数据、城市数据的汇总、分析和管理工作，为社区治理提供数据化的技术支撑，实现街镇物联网的全覆盖，建立地区设施的动态评估机制，定期评估老城区各类设施的使用情况，打造“智能+共享”的生活场景。

规划构建了老城区治理和民生服务方面的智慧应用，将有机更新内容纳入公共基础数据库，完善“数字嘉善”的全生命周期智慧云管家平台。该平台不仅可全天候接收和输出实时信息，推进城市的智能控制和管理，还可全面接入气象、服务、公安、交通等方面的实时视频及数据信息，为游客和居民提供一个智慧、智控、智治的有机共享环境。

5 结语

有机更新规划的实质是协调社会关系与物质空间的矛盾，只有辨析清楚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和互动机制，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多方联合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老城区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进而才能找到通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的规划路径和方法。当前，我国老城区有机更新规划面临目标与主体多元、路径与过程复杂、对象与类型多样等问题，需要相关利益主体多方联合，实现从规划发展目标、总体策划、更新设计、行动计划制定到施工建设、招商运营等的全过程参与。这种从总体策划到落地建成的设计一体化总控，在目前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里难以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工作模式与规划范式。

本文基于“社会—空间”理论，从权力—资本—生活的分析框架出发，探讨了社会体系要素与有机更新规划之间的互动机制，并以嘉善老城区为例，建构了“空间治理导向下的协调机制、空间收益驱动下的活化经济、空间正义诉求下的美好生活”规划路径与行动策略，以期为我国老城区空间协同治理困境突围及高质量发展更新提供参考。将“社会—空间”理念与我国城市更新实践相结合，是实现“社会—空间”理念从空间设计逻辑向空间治理逻辑转变的初步尝试，也是对有机更新规划理论的进一步补充。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老城区类型多元、情况复杂，以“社会—空间”理念为导向的有机更新实践尚需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