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广角】城市诊断方法在社区更新规划中的应用——以北京石景山区八角社区为例

多地依靠实地观察、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的方法，大数据一方面可以通过不同时间断面上的数据比较更清晰地呈现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可以精确到每个人的个体行为、每辆车的运行轨迹、每栋建筑的物理环境，从而提供细粒度的信息，大大提升分析的精确性，为系统化、定量化的诊断标准制定提供了数据基础和技术支撑。类比医学诊断，大数据就如同为规划师提供了观察城市的“显微镜”“X光”“核磁共振”等工具，不仅如此，相比于临床医学数据获取对样本的副作用，对城市的数据获取更为方便，甚至可以做到全方位的实时监控，这将对支撑城市诊断体系、推动城市认知变革产生战略性的意义。

社区更新的对象通常是已经运行十多年乃至数十年的既有社区，和新社区的发展相比，尽管存在设施、空间、环境及风貌等方面逐渐老化的问题，但其活跃的人群活动、丰富的历史数据和明确的发展诉求也为地区的规划及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将城市诊断思想方法合理运用于社区更新规划能够更好地剖析既有社区的历史运行状态、与城市整体的关系及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情况，帮助社区更新规划更好地“对症下药”，制定精准的策略来切实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

和医学临床诊断一样，城市诊断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具体的诊断工作可能涉及的要素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对于任何一次特定的城市诊断工作而言，都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针对城市中的所有要素开展。为此，需要根据不同条件、不同层面下诊断工作的目的和特征进行聚焦，以提高城市诊断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从城市诊断工作的层级构建看，可以分为总体层面、系统层面和地区层面，且不同层级的规划编制或政策制定对于诊断的需求各有侧重。总体层面的城市诊断是将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进行考察和研究，重在对整体性和宏观运行状态的把握；系统层面的城市诊断重点关注各系统的覆盖度、系统内流动的通畅度及系统与城市其他系统之间的关联度等。对社区的诊断属于地区层面，在诊断的重点上，由于地区本身只是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不涉及与系统完整性有关的诊断，而重在结合地区自身的定位和特点，对其功能发挥是否符合其角色设定进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微观尺度的问题为主要对象开展诊断。一般而言，需要明晰社区在整个城市功能结构体系中的分工和定位，这一方面取决于地区自身的资源条件和区位特征，另一方面取决于原有规划对该社区的定位要求和地区过去5～10年内是否顺利向着原有规划既定的目标发展，其发展的速度和路径也是判断原有目标是否符合地区资源特征、有无调整必要的重要依据。从具体指标看，地区可达性、空间形态、社区级服务供给、地区活力、街道风貌和道路市政设施等是需要重点诊断的内容，而城市边界、城市发展动力及可持续性等全局性的检查在这个层面上一般没有开展的必要。

从生命体的角度看，城市需要被检查和诊断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信息决策、能源、水资源及平衡维持等八大系统，在功能上分别与生物体的大脑神经、消化、泌尿、生殖和免疫等系统有类似之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基于生命体的城市诊断对象体系和生命体的生物系统在功能上或组织构架上相近，并有诸多可以向生物系统借鉴之处，但是城市作为人工生命体，与自然生物毕竟有着极大的不同，强求系统上甚至细节上的一一对应只会使“城市作为有机体”或“城市生命体”这样的类比失去意义。

生命体视角的城市系统分类和传统的城市规划认知分类有一定的重叠部分，而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建立在物质规划观的基础上，主要以构成系统的物质特征来对系统进行分类，如道路系统、河流水系、住宅区和城市绿地等；而生命体视角的城市系统分类则更加偏重于系统在支撑城市这个生命体健康运作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在传统城市规划层面可能是跨系统的，甚至可能包含一些物质系统所没有的要素，比如信息传递系统既包括相应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网络，也包括生产、处理、整合、发布和分析这些信息的部门或机构，同时还包括系统中的海量信息本身。相应的，在传统城市规划视角下对各系统的检查更偏向于其物质空间的属性是否合理和符合经验，如建筑高度、路网密度和容积率等，而生命体和城市诊断视角下的检查机制则更偏向于系统整体的良好运作及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功能作用。从“流”和“形”的划分看，前者偏重于“形”的合理构架而后者偏重于“流”的良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