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版】新时期综合保税区转型发展与空间应对——以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规划为例

产业竞争不仅要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还要通过完善创新体系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综合保税区作为开放前沿地区，要把握国际创新资源转移的趋势，通过国内外科研力量的聚合，实现由传统的出口加工区向科技创新区转变。尤其在科技创新实力强的城市，更要争取成为国内企业创新国际化的重要窗口。

在国内社会矛盾转化的新时期，提升服务既要通过贸易便利化措施提升货物通关和运输的效率，又要满足服务贸易和跨境消费场景中人的需求，以人为核心重塑服务体系。因此，综合保税区要努力塑造人本舒适的环境，吸引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和决策环节，实现从制造和物流的服务效率竞争向以人为核心的服务品质竞争转变，提升高端服务业的集聚能力。尤其是以服务业为主的一线城市及开放前沿区域，综合保税区更应承担起以服务贸易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责任。

综合保税区的政策是产业发展的双刃剑，其“境内关外、便利货运”以及“免证、免税、保税”等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出口加工、保税仓储物流的发展。但是在转型期，其固有的政策框架跟不上时代变化，限制了新产业的培育。因此，综合保税区转型需要将政策创新与产业发展统筹考虑，以新政策带动新产业集聚，推动整体转型发展。

顺应开放理念的转变，综合保税区要着力构建双向开放的政策体系，稳固国际贸易，拓展国内贸易，做大贸易规模，提高贸易附加值，拓展新兴贸易业态，持续提高对国际贸易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国际市场方面，综合保税区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贸易便利政策，提升在国际贸易物流链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面向具有控制力和高附加值的贸易(区域)总部等环节，制定多样化的财税、土地等政策，提升综合保税区在专项贸易上的影响力。在国内市场方面，综合保税区应通过保税政策扩大化提高国内保税贸易量。一是进一步深化选择性征税、货物分类监管等保税政策，扩大出口加工、检测维修等生产活动规模；二是深化保税销售政策，提升综合保税区在跨境电商，尤其是生物医药、医疗器械、高端生鲜和半导体芯片等高附加值贸易领域的吸引力。

顺应我国出口产品高端高新化趋势，综合保税区要充分利用保税政策，争取叠加其他创新政策，集聚国内外创新机构、高新企业，以及人才、资本、专利等各类创新要素，培育跨境研发创新产业，形成跨境创新生态链，助力本地优势产业国际化发展。

例如，扩大保税研发政策的适用范围，包括降低保税研发政策的企业门槛、增加适用保税免税研发材料的目录等，降低研发成本，提升创新竞争力；争取与高新区政策共享，与高新区形成良性互动。通过共享高新区的财政税收、人才服务和社会组织等优惠政策，吸引国际创新机构和企业入驻，助力创新国际化发展。

顺应服务理念的转变，综合保税区要借助国家服务业深化开放的历史机遇，扩大现有保税政策的适用范围，主动承担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试点，积极拓展自贸区相关服务业政策(图1)，并预判国家开放步伐，提前争取试点探索，构建投资自由化和制度国际化政策体系，促进服务业的高水平发展。

在生产服务方面，首先要加强保税政策在服务贸易中的使用，发展保税展示、保税融资租赁及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其次借鉴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在综合保税区重点推进文化生产与服务、产业金融服务和跨境电子商务等生产服务政策试点；最后借鉴自贸区政策，探索放开文化版权交易、艺术品交易、印刷品对外加工、知识产权专业服务业和有限牌照银行服务等领域，甚至可预判国家开放步伐，积极申请超出现有自贸区政策范畴的政策试点，为国家逐步放松管制提供试点经验。此外，对于上海、成都等部分在自贸区范围内的综合保税区，应作为自贸区开放龙头，积极探索各类服务业开放试点政策；对于不在自贸区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