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版】门户与中心：哈尔滨建设国家边境中心城市功能定位思考

治、经济中心，充当俄军物资供应后方基地。1907年被迫开埠通商，世界各国的商人、金融家、银行家和企业家来此投资办厂，来自全世界的技术与资本的注入促进了哈尔滨民族资本的发展。20世纪初，哈尔滨成为远东国际性经贸城市，19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城市与港口保持着经常性的商贸联系；北平、上海和广州拍发欧美各国的电报须先转经哈尔滨，日本、朝鲜和东南亚旅客乘火车前往欧陆各国需先转道哈尔滨。

1931年日本入侵后，不断向哈尔滨输入大批资本和移民，旨在将其建设成侵华战争后方支援基地。1935年日本编制《哈尔滨都邑计划》，以此为借口发展工商业，作为其在北满倾销商品、垄断市场和掠夺原料的中心。日本各大财团纷涌到哈尔滨开工厂、办洋行，垄断了哈尔滨的经济命脉。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成为伪满洲国的重要经济城市，拥有外国商号1999家，年货物输出量达150万吨，输入量达80万吨；34家外资银行在哈尔滨埠开设分支机构，与巴黎、纽约等金融中心有直接业务往来。

哈尔滨解放后，凭借其特殊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及中苏合作的一个阵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提出城市发展重心转移到工业建设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哈尔滨在恢复和新建一批地方中小型企业的同时，又从外地迁入电机、电线、轴承和工具等16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一五”计划时期，哈尔滨是国家重要工业基地，接受苏联援助建立起一整套重工业技术体系，在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中有13项设在哈尔滨。

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哈尔滨一度成为中苏对抗前沿，国家战略重点转移到“三线”建设，哈尔滨地位有所下降。1978年后，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战略重点放在了东南沿海地区，哈尔滨逐渐被边缘化。哈尔滨的发展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西方国家地缘政治地位”到“中国地缘政治战略重心”再到“中国地缘边缘化”的转变。

清初“封禁”腹地、20世纪初开埠通商、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及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3 次开放激发了哈尔滨自身的禀赋特征，造就了其历史上的3个繁荣时期(图1)。从历史演变的脉络透视每一次繁荣的背后，不难发现其共通之处：一是交通信息枢纽区位，依托中东铁路枢纽发展成物资集散加工中心，俄国南下、日本北上、苏联援建均源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二是满足国内外的产能需求，哈尔滨在城市发展中长期承担全球产品供给职能，日俄战争期间的军需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食品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产品均由其供给；三是资本注入与移民涌入，如俄罗斯工贸经济的整体移入、日本关东军的“百万户移民计划”、大量国企迁入哈尔滨办厂。

三时代的使命：哈尔滨作为国家边境中心城市的特征要素识别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提出“位于我国边境地区的陆路门户城市和边境地区中心城市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与相邻国家和地区合作，重点发展边境贸易，健全城市功能”。与全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相比，全球城市位居世界城市体系的顶端，对资源享有绝对的配置与控制能力，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如北京、上海在城市远景定位中叠加了国际门户、创新中心、市场中心和网络中心等功能。国家中心城市在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同时，引领辐射带动区域发展，如天津、成都、武汉、深圳和沈阳等，一般具有国家门户枢纽、经济组织中心、政策示范平台、文化和创新中心等核心功能。而国家边境中心城市主要利用区位优势融入国际经济网络，在特定专项领域发挥国际和国家影响力，如昆明、南宁和乌鲁木齐等，强调在保障国家安全格局的基础上，提高枢纽集散和特色化国际功能，培育“门户+中心”的双向开放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