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论坛4】空间发展规划视角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审视

贸易区(FTZ-Free Trade Zone)、自由贸易区(FTA-Free Trade Area) 等。随着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也通过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等多种形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建设来加快自贸区的发展探索，2013年9月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挂牌成立就是这一探索的重要开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英文名为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与国际上传统意义的自贸区(Free Trade Area，简称“FTA”) 强调双边或多边合作区域不同( 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实质上是中国政府在中国各地设立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或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园区。

由于国外自贸区发展历史悠久，成熟度较高，很多自贸区及片区之间通过自由开放的市场驱动已经自发形成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高效运作的协同网络，不需要协同机制的约束和引导就能推动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构建统一开放的区域市场体系。而我国的自贸试验区发展从2013年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以来，虽然试验区数量、规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我国自贸试验区并未与国内外区域化发展战略全面对接，自贸试验区内部各板块各片区之间也是各自为政多、协同聚合少，功能定位、发展重点没有明显的差异性划分，自贸试验区相应层次和相应尺度的发展规划明显缺少，能够协同自贸试验区内外部发展的规划和统筹更是缺乏。再加上自贸试验区各片区各板块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樊篱、产业和制度创新水平的差异、竞合关系协调处理不当等原因，自贸试验区各片区各板块的协同驱动效应很难充分发挥。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和加大自贸区协同发展的研究，如自贸区与我国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协同研究、自贸区军民协同创新的研究及自贸区协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综述等。在实际操作层面，自贸试验区内外部的协同发展和规划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 2018年4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发展倡议》发布后，全国11 个自贸试验区将通过年度的协同开放发展论坛来推动建立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机制性安排，2018年8月印发的《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改革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意味着今后各地自贸试验区改革试验不再是“单兵突进”，而将更加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

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中国境内第一个成立的自贸试验区，也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获得批次最多的自贸试验区。在经历2013年首家获批成立和2014年扩展区域后，上海自贸试验区占地规模由28.78km2变为120.72km2，片区数量由4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增长到包含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园区和金融贸易区等多种功能的七大片区。2019 年，临港新片区再次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增加873km2的发展空间，除由原洋山保税港区及其周边临港装备产业园、南汇新城等连片扩充而形成的临港地区南部区域外，浦东机场南侧区域、小洋山岛区域两个飞地也成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新增119.5km2先行启动区的两大板块。从空间发展规划角度看，经过2013年、2014年、2019年3 次面积拓展和空间发展，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形成由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临港地区南部区域(含洋山保税港区)、小洋山岛区域和浦东机场南侧区域九大板块所组成的空间支撑体系，九大板块也让上海自贸试验区成为中国目前18个自贸试验区片区数目、板块数目最多的试验区(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