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新技术不出实验室”。“健康城市”相关规划的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仍局限于小部分研究者，尚未常态化成为规划师案头工具。考察美国各城市推行的“城市健康规划和设计导则”，均已明确了健康规划设计的原则和策略，逐步形成了“总体规划+ 社区规划”(“General Plan + Community Action Plan”) 多层次结合的规划技术体系。相较之下，目前我国“健康城市”规划中有效的技术方法还有待开发推广，以加快在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融合转化。

回顾近年城市规划领域的“概念潮”，无论是“健康城市”还是“海绵城市”“韧性城市”，可谓“艺多不压身”，实际上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从概念转化为规划应用，实现城市规划内核转变还有相当的距离和困难。为此，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大力倡导“内核更新+动力提升+ 技术创新”的本体提升，将成为我国城市规划快速提升“城市防疫力”的嬗变方向。

三  城市规划的融合应对

基于上述研判，针对类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强传染性疾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城市规划应当聚焦“可防疫空间体系”的建构，这既是疫情管控的需求，同时也是“健康城市”和规划管控发展的必然。“可防疫空间体系”包括了城市人群与空间环境识别、公共健康领域多学科理论交叉和相关技术手段措施等多方面内容。以下重点从“人”与空间、学科融合和技术平台3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是“人”与空间融合：“易致病人群+易致病空间”的双重识别。强调关注社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异质性，理性评价不同人群健康状况与城市日常活动空间之间的防疫风险状况，合理规划社会活动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及阻断形式。首先，借助现代医学研究来摸清传染性疾病的空间引发和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群健康—城市空间”数据关联来建立“致病风险评估”数据评价识别体系，反向识别“易致病人群和易致病空间”的位置、分布和致病因素，为各类防控应急规划提供基础数据支持。其次，重点针对本次疫情焦点的“华南海鲜市场”类似的“易致病潜在风险点”分布，结合城市人群流动和“易致病人群空间”时空分布模型，基于双重耦合识别确定“易致病高风险区”，藉此建立静态防疫区分级和应急防疫分区，为防疫和应急规划提供指南，指明城市日常公共卫生防疫的方向。最后，建构以大中城市为核心，城乡空间统筹结合，综合土地使用、城市交通等要素的“防疫单元+布控节点”的“可防疫空间体系”，针对特殊人群和空间的分级体系格局形成有效阻断的防控布点。

二是多学科融合：“健康支持空间+可防疫空间”的双效叠加。从城市空间的健康与安全双重效用出发，正向识别和评价城市空间的健康友好及可防疫程度。当前，国内“健康城市”重点关注健康促进的主动支持性规划设计，忽略了城市日常防疫能力的培育，因此本文提出通过进一步深化公共卫生学、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交叉研究，建构共同合作平台，把多学科成果转化为城市规划的有效防疫工具，把城市空间环境的主动性“健康支持”和被动性“可防疫”融为一体、双效叠加。在“健康支持”评价方面，动态开展“健康影响评估”可以准确描述城市不同区域空间环境的健康程度及改进提升的可能性。西方学者提出了“步行指数”“个人空气污染暴露程度”等一系列指标，分别测量和分析城市空间环境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优劣势，识别潜在的健康威胁，提出“健康支持”和改进措施。在“可防疫空间”评价方面，通过合理遴选相关指标建立“可防疫指数”评价模型，从使用活动、安全防疫等方面综合评价城市空间在不同类型传染性疾病防疫方面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为城市更新规划设计提供明确的整治方向，从而减少“易致病空间”的产生。本次疫情过后，城市规划建设应当重点关注“城市防疫力”的持续培养，在弥补短板时兼顾提升城市空间的“健康支持与促进”。

三是防疫与管控融合：“公共疾控数据+国土空间规划”的双构平台。当前我国疾病防控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省、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卫生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由“中央—省—地市—县”四级疾病控制与预防工作网络组成的。这些公共卫生和疾控部门对传染性疾病进行数据监控、病例收集和统计。首先，通过丰富监测疾病类型、细化社区级的统计数据，基于共享分析数据、共同合作建立“公共疾控数据+国土空间规划”的双构平台，搭建起城市居民健康状况和城市空间的关联体系，从而进一步指导国土空间规划及防疫专项规划编制，逐步建立起切合地域需求的“城市健康规划设计导则”。其次，通过双构平台科学预测疫情发展趋向，合理布局物质生产和流通空间，建立疫情时期基本生活物资的生产和流通体系；均衡、合理布局公共卫生应急救治医疗体系，避免患者集中在少数医疗机构；择选并预留临时性集中救治医疗设施用地。同时，在疫情爆发过程中，双构平台可以有效整合信息和动态监控疫情进展，利于动态调整疫区等级和社区防控，精确布控检查网络。

四 结语

“人类发展过程中曾多次遭遇大规模传染病爆发，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