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定可合理利用地形、地物界线及行政区边界。”其虽然也强调了保护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但界定出保护对象的完整边界与行政区划遵循的是不同的原则、采用的是不同的识别方法。因此，为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如何实现跨行政区划的统一定界是国家公园边界划定面临的问题之一。

    在当前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福建武夷山、浙江钱江源和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边界划定尚未充分体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例如，黄岗山是武夷山的最高峰，为福建、江西两省分界线，由于地跨两个行政区，分属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和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此，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正在整合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现对跨行政区划的生态系统的完整保护，但这仍然在探索之中。

    自然保护地边界内外由于管理目标的不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如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因交通出行、产业发展和建设强度带来的环境压力对自然保护地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需要一种体现管控层次性的规划管理来协调“三生”空间的关系。

    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自然保护地遵循规范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LY2005—2012)提出：“规划范围即森林公园设立的批复范围。为了有利于森林公园的保护管理，有利于保持森林风景资源的完整性，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公园周边划定一定面积的协调控制区。”批复范围之外的协调控制区的设立可以协调国家级森林公园与周边区域因发展模式不同而形成的对立关系，缓和人为因素对自然保护地带来的干扰。

    如何避免国家公园成为独立于经济社会之外的生态孤岛，是国家公园边界划定必须解决的又一关键问题。在国际上，国家公园与当地社区的融合越来越受关注，各国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与实践。在国内，学者们对国家公园影响周边区域的范围进行了探讨，如吴承照提出了国家公园对周边区域直接的经济影响范围，并引用了美国学者在国家公园经济影响统计分析中采用的96km的界定标准。在自然保护地的规划建设中，《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 林湿综字〔2018〕1 号) 在划定国家湿地公园的范围和面积的要求中，除了提出应考虑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湿地类型的独特性、地域单元的相对独立性及具有明确的地形标志物，还特别强调了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社会经济的关联性，以及保护、管理、合理利用湿地公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由于空间尺度较大，在国土空间上如何从“三生”空间中完整地识别出自然保护地，并划定其边界是自然保护地规划建设中另一个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从提出规模指标与建立评价模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如杨锐等人对我国自然保护地的远景规模进行了研究，在国土尺度层面提出了将我国至少50％的国土区域用于自然保护地这一倡议；虞虎等人提出了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重要性、原真性、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价值与人文遗产价值6个关键指标以构建识别国家公园的潜在区域的评价模型。

    在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国家针对不同类型保护地制定了相应的技术规范为其边界划定提供技术指导，这对制定国家公园边界划定的规则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学者们对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涉及的区域、规模、难点问题及经济影响范围等进行了研究探讨，但站在多学科角度提出边界划定具体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我国11个国家公园试点区根据自身特色进行体制试点，在边界划定上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及问题，其从各类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技术规范到国家公园边界划定理论及试点区实践的探索，为国家公园边界的划定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经验上，我国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仍处于摸索阶段。

    

    边界划定是国家公园规划建设的首要环节。边界的划定即是规则的确定，体现为国家公园内、外采取的不同发展理念与运营模式。学者们对国家公园边界的划定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如王梦君等人提出国家公园的范围需边界清晰、获得多方认可，需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人对资源利用的需求及野生生物的生存需求等来划定，且划定后不得擅自变更并需进行定期评估。这就要求具体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要能适应生态系统的动态性、满足利益主体诉求的多元性、体现规划管理的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