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被提出。在此期间，中国城市规划工作处于波动及停滞状态，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向发达国家寻找经验良方，以期解决中国当下的城市发展问题并建立新的规划体系。但物质规划在中国广泛实践时，国内部分学者已开始对这种模式持质疑及批判态度，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城市规划已经逐渐摆脱物质规划，逐步扩大到社会、经济等综合性研究范畴。吴良镛先生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经济衰退等方面剖析了西方规划界20世纪60年代以来针对物质规划的否定和批判。他提出，与西方出现逆城市化、城市衰落等不同，尚处在城市化初期向加速期过渡的中国，物质环境规划是现实需要，不能一味否定。

    这一时期中国城市规划也积极向外尤其是向其他学科寻找突破单一建设规划理念的新思想、新概念——不仅引入国外的“规划的理论”，还关注国外的“规划中的理论”，“多学科”、“综合性”及打破“就城市论城市”的“区域观”等观点纷纷出现在国内学术期刊上。英国学者帕齐·希利被翻译并刊载于1988年第6期《城市规划》上的文章《关于用地规划方法研究》明确指出运用其他学科知识与理论对发展规划学科与研究的重要性。她认为，要用经济政治学充实规划对社会过程的认识，以及鉴别经济、社会和政策机制的结构型趋势。该时期其他被引入的理论还包括城市研究方面的格迪斯的城市复杂性研究、日本的广域城市理论；地理学方面的门槛理论、基于中心地学说的德国区域点轴模型、法国的平衡发展及英国的反磁力吸引体系；数学上的系统论等。这些学说的引入均反映出从更大范围的空间战略层面综合研究城市的需要，并且有效推动了区域规划、国土规划等宏观性规划研究的逐步展开，带动了大城市带、城镇密集地区的规划。1991年，吴良镛先生指出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以人类物质环境为主要对象的环境优先的综合规划，多学科参与丰富发展了城市规划学。

    因为要摆脱苏联经验的影响建立新的体系，所以该时期对城市规划的基本属性、特征等的学术探讨十分热烈，出现了不少带有“哲学”“基础”字样的期刊论文。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相关讨论集中在科学性、软科学、系统性等方面。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的理性规划论淡化了规划的政治和意识色彩，将科学与规划视为孪生姊妹，并着重于对规划过程的研究。理性规划是市场机制的补充，强调城市规划作为技术工具的作用和价值。它的这一特征使其成为中国计划经济转轨时期最有效的政策服务工具；同时，它也因操作性强、见效快而成为促进快速城市化的有力法宝。规划界普遍认同理性规划的科学合理性，城市中空间、土地等各项资源都可以通过它得到有效配置。在行之有效的物质设计与理性规划下，这一时期成为规划的“第二个春天”，全国上下掀起总规编制热潮，至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第三轮设市的城市总规编制工作基本结束，基本都遵循物质规划与理性规划的模式。在该时期已有学者深入思考理性规划的性质与分类，如根据规划内容的不同将规划分为物质环境规划( 或功能理性主义) 和综合性研究规划。也有人根据美国的规划理论类型将理性规划模型分为3类，即倡议性规划(Advocary Planning)、参与性规划(Citizen Participation)与激进规划(Radical Planning)。

    该时期还尝试借鉴美国的分区制(或区划) 来建立中国控规制度，并以法定规划形式写入了1990 年的《城市规划法》。同时，英国、挪威、美国等国的某些规划理论及实践案例也被登载在相关期刊上。有选择性地吸收符合当下国情和城市发展特征的国外规划理论与做法，以满足城市高效建设的需求，是这一时期我国规划界的基本共识。但这种做法也导致这一时期的理论国际化带有工具理性特征，功利性较强，追求快速建设好城市而忽略了社会与人的需求。

    由于需要建立新的规划学科与研究体系，非常有必要系统性地梳理理论发展进程。在视城市规划为科学或软科学的前提下，学者尝试多角度总结西方城市的发展，探索理论生长的脉络(表1)。这些总结囿于当时的认识局限及接触西方同时期规划理论的滞后性，存在一定不足。例如，不能仅仅依据20世纪20年代盛行的学派之一芝加哥学派的思想，而将这一时期定性为“人类生态理论”阶段，芝加哥学派仅只是美国社会学与城市研究领域中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学派而已，同时期还有其他学派和思想体系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