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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后殖民主义城市理论由文化领域的“后殖民主义”发展而来，对传统城市研究领域“南北二元分割”进行批判，强调理论视角和实证对象的多元化；尤其反对将西方城市视为现代化的标准或范式，强调城市理论产生的地点会对其传播和影响有重要意义，认为相同的城市理论在不同区域的实践会有不同的影响和结果。

    第二，比较城市主义研究通过对两个及以上城市单元政治、经济及文化现象的对比分析，发现其中的差异或类同，构建解释的理论体系和框架。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现有理论与新的实证对象(如南北半球) 之间的联系，使城市理论体系得以完善，更为“世界化”。具体而言，比较城市研究强调差异性，反对孤立的实证分析，强调有联系性的对比；反对将城市视为封闭系统，强调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联系发生的场域；反对一元化理论逻辑，强调对城市规律的适用性加以检验。基于该立场，学者们进行了诸多主题的探索，如对南北半球“友好城市”的比较、对绅士化的比较、对城市化的比较和对跨国移民的比较等，探索社会政策、区域背景和城市机制等方面的异同。

    第三，“星球城市化”理论。就其理论脉络而言，该理论属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聚焦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愈发普遍，城乡界限愈加模糊，强调对于城市化的解读不能从单一的地方、区域或者国家的范畴来解读，而应该从更宏观的尺度对城市和城市化进行重新界定。列斐伏尔认为，对当代城市的研究需要关注全球尺度下的城市系统，意味着远离传统城市地区的外围已被全面纳入城市体系，甚至一般意义上的生态空间如丛林、山脉等也都已经进入城市运作体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星球视域下的城市化有以下表现：①城市化的尺度空前扩大，已经拓展到巨型城市走廊或“城市区域”、城市群; ②城市中心功能日益分散化，扩散到城市外围地区；③自然界和乡村地区成为这一“城市社会”的“后台”，为其提供支持；④完全意义上的自然界已经终结，无论是沙漠还是雨林，都已经被纳入城市化的影响之下。

    可见，新的更加“世界化”的城市理论正在出现，而中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传统城市理论(如城市政体、城市增长机器、绅士化和新自由主义等)均以西方背景为基础，长期以来被视为城市研究的“主流”。反观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所产生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概念或理论寥寥无几。相对的，源自西方的概念或理论经常会被不加分辨地纳入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实证研究，尽管这些理论或概念有其适用语境或地理情境。一方面，这体现了城市知识生产特别是理论生产中所存在的地理不均衡问题；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现有城市研究所面临的范式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同地理背景地区如亚洲城市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如中国的城市郊区与北美郊区有天壤之别(尽管后者近年开始出现更加异质多元的“后郊区化”)；诸多新城市实验或实践并不是在西方“开端”的，中国等地的实验有时更加大胆，也更具开拓精神，如深圳特区、浦东开发区和最近的雄安新区。尤其是近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亚欧非板块联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移民流动正在超越传统的“南—北”移民，成为新的移民趋势，出现广州小北路、义乌国际商贸区等新的“跨国空间”。

    中国并非简单复制西方经验，而是在创造全新的世界经验。中国已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一个具有多元性的城市世界，更是一种新兴的空间模式，在经济增长、科学规划和生态可持续性等方面成就显著，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独特概念：边缘(Peripheries)、非正规性(Informality)、特区(Zones of Exception) 和灰色空间(Gray Spaces)等，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中广泛存在。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化，势必打破原有基于西方传统的地理“想象”和“叙述”，有利于重建“世界化”的城市知识体系。总之，中国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视阀乃至方法，用以重新思考和构建城市理论，拓展理论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机制逐步建立，政府力量对城市的管控逐步减弱，城市多元化的活力空间开始形成。伴随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和政府“企业化”转向，对空间资源的调配利用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城市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逐步走向鼎盛。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在城市空间生产方面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形成中国特色的空间生产模式(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