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乡村人居空间总体上日益凋敝；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致力于避免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2004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3年持续关注乡村问题，先后提出了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2012～201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农业、农村的比重连续5年超过50％。在各级公共财政大规模注入下，民间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向乡村地区流动的态势也日益增强。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进一步提速，2015 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大力推进农地的“三权分置”，同年国务院授权15个县(市、区)作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尽管改革的成效仍有待检验，但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壁垒的逐渐打破和社会资本的涌入趋势已日益明朗，乡村地区的发展将不再是一个城镇化背景下“资源要素”单向供给、整体走向凋敝的过程。参照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一般经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资金、技术、人口向乡村地区流动，乡村地区人居空间的发展将会迎来一轮“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动力。因此，尽管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将带来乡村人口减少和人居空间“总体收缩”，但可以预判，市场动力将带来资源、要素流动的进一步增强，并将逐渐开启与之相应群体的人口回流，这些回流效应将对我国未来大量乡村人居空间发展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