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广角】南京都市区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分异研究

首先，从被调查区域不同城市空间的基本属性看，住房类型与满意度水平存在类似的空间差异。城市内边缘区的保障性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和拆迁安置房)比例较高，这与南京市保障房小区的空间布局相吻合，基本位于绕城公路两侧的区域，且保障性住房的居民构成相对复杂，日常活动范围较小，对基层级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较高，尤其是拆迁安置房小区的居民，他们受到原有农村生活方式的影响，与城市标准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及其需求之间有一定的错位，一些设施如羽毛球场、篮球场和排球场配套率高但使用率低，供需错位是导致其满意度较低的原因之一。其次，从年龄构成上比较，城市内边缘区的年龄构成偏向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对娱乐设施的需求更多，而这一区域由于其空间区位的特殊性恰好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中心体系错位，无法满足年轻人的公共服务需求，导致其满意度水平相对较低。

选择满意度综合水平最低的城市内边缘区分析其满意度的单项构成与周边两个区域的差距。医疗设施满意度与中心城区的满意度差距最大。近几年为了协调城市医疗设施的公平性布局，南京市几大三甲医院都在积极建设分院(表4)，这些分院的位置大多位于城市外边缘区，建成后将极大地优化大都市外边缘区的浦口区、江宁区的医疗资源。而位于城市内边缘区的雨花台区和栖霞区则基本保持现状。

有效的交通环境优化对于缓解医疗资源不足的意义重大。城市内边缘区的公共交通大多为通过性公交线路，独立性线路并不多，除了位于地铁线路周边区域的交通相对方便外，其他区域还需要各种换乘才能到达目的地，交通网络的构建会提升或降低设施使用的便捷度，从而影响设施使用的满意度水平。

本文所调研的4类公共服务设施以政府供给为主，当然有部分设施为市场或非政府部门提供，总的来说受市场作用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供需平衡并不是原来概念中完全的“市场均衡”，而是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主体协调均衡”。政府作为供给主体，追求的是国家利益或者是行政区域利益最大化。如果分别从效率、公平、责任感和权威性4个方面比较不同供给主体的供给特征，政府组织效率相对较低，但政府主观上会更多关注供给的公平性，当然这种公平一般是指公众在数量上的平均享用，而不会过多关注不同公众的需求差异。因此，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必然与居民多元化的需求产生矛盾。

按照满意度与设施供给的关系，满意度较低的城市内边缘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度应当最差，但事实情况与预想中的恰好相反(表5)。除了银行(或储蓄网点)及图书室之外，各类设施的配套比例与城市中心区及城市外边缘区相比结果竟然相对较高，说明城市内边缘区所处的城市空间虽然大型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并不完善，但基层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空间上的覆盖度依旧很高。造成城市内边缘区满意度较低的原因除了大型设施的配套差异外，只能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居民的满意度水平中贡献度更多的是设施的服务管理水平；二是现有设施与居民的需求不匹配，设施使用率低下。

为了证明城市内边缘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供需对应情况，课题组调查该区域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情况。通过比较自上而下的供给比例与自下而上的使用率之间的相对数值来间接反映设施的供需关系。将各类设施的使用率和配套比例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如同类设施使用率小(排名靠后)但配套比例高(排序靠前)则供大于求，反之则供小于求，两者排名类似为供需基本平衡(表6)。

一方面，三大区域中城市中心区大部分小区的建设时间较早，由于当时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在小区建设初期还未统一，导致大部分小区的室外健身器材的普遍缺乏。另一方面，城市中心区老龄化的趋势导致普遍存在老年活动室和托老所供不应求的状况；图书室供大于求，按照标准建设的室内文化活动室或者图书室的使用率并不高，主要因为中心区小区周边大量的文化设施建设给予居民更多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