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的应用推广。尽管城市发展阶段与智慧科技供给水平二者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但城市在经济实力有限时通常无法支付高昂的智慧城市建设费用，即使引入先进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服务系统，也有可能因管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与公众配合能力相对欠缺而导致系统整体难以发挥最大效率。这也是超越阶段的智慧城市“乌托邦”无法兑现的重要原因 ( 图 2)。

    鉴于上述一般规律，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新一代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城市对外空间拓展、对内重组和提升城市设施服务能力的“空间机遇”，并将这一“空间机遇”及过热期结束前的智慧城市科技应用和示范机遇充分结合，便可在城市的局部地区或局部系统中，实现智慧城市项目的落地，引导城市空间的良性发展 ( 图 3)。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观察到了电话、传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历代 ICT 技术对城市形态与功能演进的实际影响，如由电话 / 传真技术带动的美国边缘城市、受益于电子邮件 / 互联网技术的欧洲多中心特大城市地区，以及新一代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城市外围远程办公空间。

    近年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紧张的“大城市病”受到决策层和公众舆论的持续关注，国内特大城市致力于通过提升郊区新城功能、疏解非核心功能、规划副中心、建设外围科技研发功能节点与特色小城镇等途径促进大城市地区的均衡、分散化发展。而智慧城市项目也成为相关城市越来越倚重的技术和政策工具。在海外，大伦敦外围的克罗伊登、米尔顿凯恩斯新城通过升级 ICT 设施建设智慧城市，吸引公共部门和科技企业再选址；东京、首尔以国家战略的形式将智慧城市项目纳入埼玉、松岛和世宗等新都心、副中心的建设，促进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等功能的落地。而在国内，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希望借助智慧城市促进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东莞、惠州也以科技小镇等形式承接深圳外溢的生产制造和科技创新功能。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商业消费、文化创意等都曾被普遍用作城市内部更新提升的经济诱导因素。而在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城市竞争、城市营销主要标志的今天，智慧城市成为更新地区提升经济形象、培育本地高精尖产业及增强未来城市发展话语权的“关键词”和“新卖点”。对此，海外城市在利用智慧城市实现内城区、边缘区产业与空间结构调整方面已积累了较多实践经验。例如，巴塞罗那通过将位于城市斜向轴线与滨水地带交汇处的旧工业仓储区创设为智慧城市示范区 22@ 区，成功集结了本地科技创新力量，使得示范区成为先进城市科技的展示平台，奠定了巴塞罗那在新一轮城市科技实力竞争中的有利地位；维也纳、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等先锋城市也通过其位于内城或城市边缘区的智慧城市项目，支持西门子、爱立信、伊莱克斯和字母表等地方经济重要贡献者展示、试验智慧城市新技术。

    由于智慧城市在大量应用场景中体现了“省时间、省空间、省距离、省资源”的优势，在提升公共资源调配效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在“条条”层面，智慧科技也具有解决城市设施服务体系中的子系统问题、发挥技术示范效应的功效，以促进城市整体宜居水平的提升。例如，通过信息技术工具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公共服务拥挤状况，辅助解决城市设施服务整合程度低、重复建设、资源冗余与资源不均、局部短缺等问题。为此，海内外城市普遍在城市层面制定问题导向的智慧城市行动计划：对于政府看准的城市问题，由公共财政出资购买服务、建设相关设施来解决；对于量小面广的其他问题，则由政府建立数据开放共享机制，通过激励手段发动市场和社会的“众智”提供解决方案。

    本文以多个典型海外智慧城市项目为例，进一步阐明整合智慧城市科技应用与城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