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居民的不同到访量能反映生活中心承担的不同职能，故采用“本地居民节假日/周末到访人次”“本地居民工作日到访人次”“外地居民节假日/周末到访人次”“外地居民工作日到访人次”“节假日/周末停留时间”“工作日停留时间”“势力圈面积” 7项指标来反映消费行为的绝对水平，并采用“外地与本地居民到访人次比”“节假日/周末与工作日到访人次比”“节假日/周末与工作日停留时间比”“客流模式分类”4项指标来反映生活中心承担的不同职能。前者的值越大，生活中心的聚客力越强；后者表现的是生活中心的不同特性，只通过横向比较展现差别。

    关于基础条件，采用赫夫模型中的服务规模和服务距离来评价生活中心的理论发展潜力。首先，服务规模包含了生活中心的业态结构及其集聚程度，越丰富的业态、越集聚的功能对于居民选择生活中心的效用越大，故选取“A、B类(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POI数量”来衡量生活中心的服务规模，两者的值越大，说明生活中心的服务规模越具优势。其次，面对相似的几个生活中心，居民倾向选择前往距离较近的生活中心，服务距离反映了生活中心“理想”的服务腹地，具有越大的优势服务范围和越多的优势服务人口，生活中心发展的潜力越大，故调用高德地图公共交通出行时间，识别优势服务范围和优势服务人口数量，评价服务距离。

    基于上述方法识别重庆市中心城区生活中心体系，共识别出生活中心114个。识别的生活中心面积只占重庆市中心城区面积的2.5%，却集聚了27.8%的生活出行量。以到访人次作为分类指标，采用K均值法对重庆市中心城区生活中心进行等级划分，得到市级生活中心、市级生活副中心、地区级生活中心、外围重点生活中心和外围一般生活中心5个等级。其中，前3个等级的生活中心能提供更综合的生活服务，统称高等级生活中心(图1)。

    重庆市中心城区生活中心呈现多中心的结构特征，但生活中心集聚的趋势依然较为明显。高等级生活中心主要分布在中梁山和铜锣山之间的建成区，而中梁山和缙云山、铜锣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建成区生活中心数量较少，等级较低。具体而言，到访人次在城市核心区域形成极值，如观音桥、解放碑和南坪承担着较高的生活服务职能。同时，轨道交通对生活中心的扩散影响较为显著，如重庆市依托轨道交通1、2号线向西南和沿3号线向北集聚了大量高等级生活中心，而外围重点生活中心和外围一般生活中心呈圈层状依次由城市核心向远郊扩散。此外，由于地形等限制，在远郊交通条件较好且人口集聚区域形成了高等级生活中心，如北碚和尖顶坡，在远郊承担着一定的生活服务职能。与重庆市2014年提出的“一主十副”中心体系相比，解放碑、观音桥、沙坪坝、杨家坪和南坪的发展已较为成熟，而悦来、龙盛、西永、陶家、茶园和龙洲湾还有待建设，未能起到分担部分市级公共服务功能的作用。

    采用三角网描述生活中心的空间分布发现：内环内高等级生活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是4.8km，标准差是2.0km；而内环外高等级生活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是16.4km，标准差是11.4km。当考虑全部生活中心时，内环外的生活中心比内环内的平均距离增加3.7km，标准差增加4km(表2)。可见，中心城区低等级生活中心分布更为均衡，内环外高等级生活中心较为缺乏。

    高等级生活中心吸引更多的到访人次，承担着更多的生活服务功能，是城市规划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本文针对重庆市中心城区高等级生活中心，结合消费行为和基础条件评价其空间发展绩效。

    到访人次是评价生活中心的首要条件，分别统计各生活中心的到访人次(图2)，并将其结果分为6类：第一类包含观音桥和解放碑，这些生活中心中本地和外地居民到访人次较多，节假日、周末和工作日到访人次也较多，可以看出作为重庆市著名的生活中心，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类包含江北国际机场和两路口，这些生活中心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外地居民到访人次较高，节假日和周末到访人次增长较大，但是到访人次总量小于第一类生活中心；第三类包含南坪、三峡广场、大坪、杨家坪和金渝，这些生活中心到访人次总量较高，但是以本地居民为主，外地居民到访人次相对较少；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