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转变了全球化的引领者角色，转向推行“美国优先”的对外发展政策，全球经济发展秩序及产业分工体系遭受冲击，全球化遭遇“寒潮”，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成为彼此冲突的两股发展潮流。面向逆全球化的不利因素，中国选择的是继续全球化的发展方针。中国不断强化与欧盟、发展中国家等，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以寻求更稳定、更包容的合作网络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中国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从未间断走出国门，不少海外中国企业家已探索出适合所在国国情又有利于华人优势的商业模式，但以往我们对小规模、民间带动的中国规划在异国他乡的实践的关注并不多。中国规划正式走出国门实际上是在中国大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之后发生的，是由大型企业带动的规划输出。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中国规划走出去将经历从简单复制国内模式到因地制宜综合采用国际国内多重标准的过程，也将经历从服务中国企业需求到服务所在国及国际企业需求的过程；同时，在规划内容上将经历从以产业园区为主到覆盖城市及社区的过程。在这一系列的转变过程中，中国规划与其他国家的接触不断加深，中国规划打开了“一片蓝海”，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第三条道路”。中国规划走向“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拓新市场的结果，还因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元素”对地方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使然(如中国跨国流动人口的聚居、中国资本的全球流动和“中国模式”被采用等)，也是中国再次认识世界和被世界所认识的全新过程。欧美发达国家固然具有诸多值得学习的现代化城乡规划与建设文明，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是人类多样化文明的一部分，均具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文明成果，去粗取精也是中国规划走出国门后所应保持的规划态度。中国规划在逆全球化的潮流下所肩负的使命将更为重要，规划走出国门甚至可以认为是中国反制逆全球化的一种努力，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辟新的合作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规划实践积极与世界前沿接轨，同时中国规划学术研究也不断走向世界。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华人学者在以欧美人士为主的规划研究学界中终于获得了关于中国规划解释的主要话语权，华人规划研究文献的引用率和认可度不断提高。不过，当前世界规划的主流话语权仍属于欧美发达国家，包括对发展中国家自身独特现象的定义和解释也大多由欧美发达国家的学者所提出。但中外规划研究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是相互学习和不断融合的过程，应该承认规划理论话语权对规划发展有直接影响，也会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规划潮流和规划模式的认可，甚至会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博弈工具。规划话语权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的认可度。从既有关于“非洲规划”的英文文献看，美国关于“非洲规划”的文献最多，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欧美学界对非洲发展的学术掌控力 ( 图 1)。在非洲规划建设中，作为殖民时代欧洲主要殖民地的非洲，“西式”规划远早于中国规划进入非洲，非洲许多国家的价值体系都依存于欧美国家，也对其发展模式的选择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在非正规居住区的置留问题上，不少“一带一路”国家可能采取的方式与中国的规划模式存在巨大的差别。从中国的快速发展经验看，基于西方发展理念的规划模式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缺乏工业化基础的国家)带来更快的发展速度，庞大的非正规居住区仍旧是困扰城市有序健康扩展的重要因素。在规划中尊重所有居民平等的居住权和生存权是所有规划共同的追求，但实际上欧美规划在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均衡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是基于不同的文化制度背景做出不同的发展选择。

    此外，中国规划在全球的理论话语权对维护中国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和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资本与公民大规模走出国门，深度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代表“中国模式”重要内容的中国规划开始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施，“新中国城”在发展中国家逐渐兴起。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总是具有一定的共性，现代化景观对地方化景观的冲击也不可避免。然而，发展中国家新出现的中国式新城却引发了西方国家的诸多“不满”和“紧张”，并被冠以“新殖民主义”的帽子污名化“中国模式”对落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即使作为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常见形态，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新城市空间也因与中国本土城市空间的相似性而被西方舆论认为是一种简单的“城市复制”。一方面，在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欧美一些国家激烈批评“中国模式”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