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形成国家层面的划定技术指南和相关管理办法。城镇开发边界线的弹性体现在其既是保证城市发展诉求的“发展引导线”，又是一条防止城市蔓延的“保护控制线”，“保护”与“发展”的双重矛盾给城镇开发边界线的划定带来了“可商议”的弹性空间。在刚性管控线中，生态保护红线属于空间概念，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则属于警戒数量概念，二者的特征差异具体体现在保护对象的异质性与一致性、划分方法的系统性与单一性、管控手段的强制约束性与动态平衡性3个方面。

    空间管制中的分区引导意味着按照主要功能导向将全域空间用地划分成不同类型区块进行统一管理，能够引导相应用地集聚与功能集中，进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1)在“三生空间”中，生活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活动所使用的空间；生产空间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的特定功能区；生态空间是具有生态防护功能的可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地域空间。

(2)“三类空间”是与“三线”对应的一组分区管制概念，指的是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分别是以城镇居民生产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生态服务和生态系统保护为主要功能的国土空间。

    “三类空间”和“三生空间”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主管部门、工作重点、空间范围、法律地位、技术路径及运作机制 6 个方面 ( 表 1)。相较而言，“三类空间”的划定方法和工作重点简洁明晰，在实践过程中更利于上下级地区的对接落实，但也存在权责单位尚未明确、法律效应不足及对城镇空间的管理过于笼统等问题。“三生空间”划分的空间具有一定的功能复合性，划定时聚焦于城乡空间内部的核心功能本身，更加关注空间用途管制的经济效能，同时也存在极强的尺度依赖性，其对于顶层规划管理的适用性也值得商榷。相对而言，“三类空间”更适用于宏观尺度的空间管制规划，“三生空间”更适用于中微观尺度的管制规划。

    “三类空间”在概念解释和划分方法上都承接了“三线”的核心思想，“多规合一”和空间规划体系实践中多把二者统称为“三区三线”并运用于空间管制中，因此业界对于“三区三线”中“区划”和“控制线”的关系讨论相对更多。现有研究对于二者关系的阐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全域空间的弹性调整职能由分区空间承担，控制线的规模与范围不做变动，倾向于终极蓝图式的“底线管控”模式；另一种观点认为，控制线应同时具备规模与数值上的刚性与布局上的弹性，同时空间分区应做到全域覆盖但不相重叠，一经确定不得随意调整，需受到严格的制度管控，控制线的弹性调整必须在对应的分区空间内进行(图1)。目前观点二更能适应我国面临发展转型的国情，在越来越多的空间管控实践中被采纳。以浙江省开化县空间规划为代表，在划定城镇发展边界时，其初衷是控制城镇蔓延，虽然我国城镇增长模式已由“增量化”向“质量化”转变，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仍有一定的发展需求，因此赋予分区空间绝对的管控刚性，在综合性政策约束框架内给予控制线适当的弹性，有利于引导城镇健康发展。

    现有研究对于“三生空间”与“三线”的关系讨论较少，仅从概念上看，“三生空间”与“三线”由于区域城镇化阶段差异会存在“持续包含”和“异向兼容”两种关系(图2)：①“持续包含”的区线关系是指在实际的城乡规划编制过程中，鉴于城市仍有发展建设的需求，开发控制线对于“生产”和“生活”长期保持包含状态，生态空间包含的区域既具有严格控制生态要素不受建设侵犯的刚性，又有作为城市发展预留地的弹性；②“异向兼容”指的是当未来城市建设空间达到极限时，其发展趋势将由“外延增长”转向“内涵收缩”，一些经历了城市化过程的低效生活、生产空间将逐渐转变为生态空间或农业生产空间，此时控制线内的“三生空间”内容将会更加丰富。目前“异向兼容”的区线关系还停留在假说阶段，在北京、上海等人口规模即将突破“控制临界值”，城市扩张趋势已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的背景下，在未来的空间管制规划中引入“内涵收缩”的城市发展引导线可能性相对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