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而且特别提到要“优化布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让城乡共享现代文明成果。因此，“三线”划定要避免“为划而划”反而导致强化城乡二元体制的错误做法，而应把着重点放在“三线”相互统筹上，促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三线”划定的落脚点是可持续发展战略。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其根本目标就是实现自然、经济和社会复合系统的健康、持续、稳定、和谐发展。换言之，就是生态、生产和生活的协调发展，三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因此，在划定“三线”时要同时探究“三生空间”布局的内在联系，使之相互促进，以有利于整体城乡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线”划定是近年来国家层面下达的行政任务，虽然其具体执行落实在各个市级行政主体上，但是就管控对象而言仍需要区分国家、省(区域)和市(镇)三级事权。否则，“三线”划定之后的监管和执行将会面临条块分割、责权交叉和推诿扯皮的困境。

    总体上看，“三线”一旦划定，其审批就将纳入国家级行政监督和监察的范畴，应该由相对应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例如，生态保护红线由生态环境部监管，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线由自然资源部监管。通常情况下，由于这三根线是彼此分离而不重叠的，在国家层面暂不会出现事权交叉的问题。但是，在省、市级层面就可能出现条块分割和责权利不清的问题。以生态保护红线为例，国家层面可以通过设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即将建立的国家公园体系来明确管理事权，甚至国家发改委可以对这些风景区的门票提出指导意见。但是，省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各类郊野公园一旦涉及跨市域行政边界，就很难区分责权利关系。

    表面上看，市级“三线”划定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是实际状况并不如此。深圳早在2005年就颁布实施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虽然生态面积总规模和主要大型斑块在这十几年来得到严格管控，但是生态廊道及其关键节点却不断遭到侵蚀和破坏。2005～2014年，深圳的基本生态控制线内景观破碎度指数从11.86增加到19.81，这意味着生态用地的连通蔓延性有明显降低趋势，尤其是在跨两个不同区级行政单位或不同街道办和社区的地段，行政执法的力度远远对抗不了当地的发展诉求。因此，如果不理清市、区和街道等行政事权关系，就很难将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落到实处。

    一旦被定义为“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就容易被理解为绝对禁止人员进入的零建设的“无人区”。这种思维惯性其实还是来源于城市建设者的视角，他们习惯于从土地的适建性方面考虑所谓的保护区问题，也就是规划师们所熟悉的“两线三区”中的“禁建区”。例如，有些区域往往因坡度太陡或水面太宽不适宜建设而被动地划入“禁建区”；凡是地势平坦、水面细窄的地方都可划入“适建区”；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划入“有条件建设区”。三者的关键词都是“建设”，而规划用地分类也习惯性地分为“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那么，“禁建区”和“非建设区”就等于“无人区”吗？以一级水源保护区为例，其在范围上都会被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在日常管理上也是“闲人禁入”。这对于水库位于城市远郊地区的情况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如果水库位于城市近郊或两个城市(城区)之间的地带时，是否应该实行绝对禁止人员进入的管理模式，而全然不考虑临近城市居民户外休闲的需求呢？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红线内的山体，如要不要有限开放山体给市民开展登山活动？要不要适当修建一些滨水栈道或登山步道？是实行完全禁止的被动式保护政策，还是尝试限制人流和建设最低限度安全引导设施的积极式保护与利用兼顾的政策？对此，新组建的国家自然资源部设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相信接下来会将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的管控政策与传统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体系进行衔接与整合，逐步理顺自然保护与人文游赏的矛盾关系。

    国家为了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用途管制，2016 年由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的通知》；2018年2月，国土资源部再次印发通知，提出确保到2020年全国永久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