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并产生影响力。

    创意城市的打造为城市增添了文化属性，高附加值的植入为城市固着了一大批受创意潜移默化影响的居民、外来消费者。纵观全球创意城市的发展规律，创意城市兴起的原因是文化创意产生的产值比重逐渐成为后工业化城市的经济命脉，城市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皆认识到革新的重要性，并能自主完善创意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特别是对那些制造业发展每况愈下的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打造创意经济和吸引创意阶层是建设创意城市的一种有效途径。下文将着重介绍入选“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格拉斯哥、台北两座城市的创意城市建设经验。

    格拉斯哥位于苏格兰西部的克莱德河(River Clyde)河口，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作为欧洲十大金融中心之一，众多苏格兰企业总部设于此，烟草和建筑业较发达，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是苏格兰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末，政府为争取“欧洲文化城市”的主办权，利用历史遗留工业用地，以克莱德河为轴线，沿河两岸修建文化设施及市民休闲场馆，一座座剧院、音乐厅、科技馆、图书馆、博物馆和会议中心拔地而起。之后每年的5～ 9 月政府都会集中举办多主题的文化旗舰活动以吸引游客，将其作为城市经济复苏的策略之一。1990 年，格拉斯哥成功当选“欧洲文化之都”，市政厅在当年确定实施一项战略 — “将艺术作为推动都市重生的催化剂”，成为英国首个制定此种发展战略的城市。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城市规划者、城市主义者和建筑师纷至沓来，为这一地区的城市和社会更新出谋划策。重工业衰落后的萧条经济由此重振，一个充满活力与艺术氛围的创意城市诞生，格拉斯哥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采用文化导向方式来实现城市再生的前工业城市。

    表１详述了格拉斯哥文化创意城市的发展渐进路径。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文化旗舰活动催生了艺术经济与创意经济，格拉斯哥先后将“欧洲文化之都”“建筑与设计之城”“欧洲体育之都”等国际盛誉纳入囊中。为配合文化选美活动，格拉斯哥鼓励尚存的工业外迁，对历史遗留用地进行文化投资与建设，沿克莱德河两岸修建一系列特色文化艺术场馆，使其成为汇聚演艺、科技和传媒领域的核心地带；中心城区商业街则保留原始风貌，作为市区旅游核心区与文化形象展示区。配合文化旗舰活动打造的艺术载体多普惠于民，文化艺术场所在建成后的一年里参观人数增加了220万人次，170万人次参加室外文化活动，一半居民走进音乐厅，或者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短短十年间，来自英国本土的旅游者和外国旅游者分别增长了88%和25%。苏格兰展览和会议中心在建成后的 5 年时间里，为城市带来了3300万英镑的商务收入。

    格拉斯哥借助“文化选美”活动打造创意城市，成功改善了它的城市形象。尽管以经济导向为主的策略让政府先期对基础设施投入巨大，过度强调创意经济导致其与创意城市发展的初衷略有背离，但文化设施的建设使城市的整体环境得到了改善，城市文化规划已从单纯地保护历史遗产和支持简单的文化活动转变为更加复杂的城市形象提升的重要手段，从这点来看，格拉斯哥的经验值得借鉴。

    台北早期因运河便利而发展成为了商业性城市，以农产品、轻工业为主。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台北产业升级转型较快，第三产业占比高达九成。

    表 2 梳理了台北在不同阶段建设创意城市的思路。通过引入和扶持创意产业、文化娱乐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在政府主导下，提倡民众参与，开展艺术交换计划，让文化创意走进生活。特别是在文化创意空间的打造上，台北善于活化和再利用传统历史建筑和古迹，注重多元文化的展示，赋予原汁原味的市井特色以新的创意元素，吸引了海内外游客。台北整合了中山北路与忠孝东路上的文化场所与创意街区，新增台北艺术中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和台北城市博物馆三大国际场所，树立了台北新的文化地标。而后，通过把历史空间改造为艺术馆、剧场等文化设施，将闲置厂房和商业用地再利用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大大增强了历史社区的活力。例如，松山文创园将文化创意植入到生产、生活、休闲运动和艺术创作中，创造出了一个复合式的文化及体育空间；士林纸厂劳动文化园区(纸厂1918)则保存了工业遗产，全面展示劳工历史与文化；西门红楼则再利用为红楼剧场；日本宪兵分队所转换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