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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发达地区的高度“压缩式”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半城镇化”现象尤为突出。大量的半城镇化人口长期在发达地区打工，却难以融入城市，春节等期间该类地区返乡人群呈爆炸式增长，形成庞大的“候鸟式迁徙”群体。这种模式不仅影响城镇化的真实绩效，背后还隐藏着大量社会问题。例如，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留守的弱势群体数量加剧，“六一三八七零部队”现象尤为突出。

    缺乏与地区特色相结合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滞后，这些地区内的地级市 GDP 与全国地级市区的平均 GDP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 图 5)。与此同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非常落后 ( 图 6)，受地域条件及行政区划的限制，其经济活动多为小规模、孤立零散的形式，缺乏合理的产业发展策略，难以形成大规模的优势产业。

    连片特困地区处于我国“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空间布局外围区域，不仅远离未来国家重点发展的城市群，还分布在各省际交界地区，远离省域增长极，城镇规模小、分布密度低。受制于特殊的山地建设条件与自然生态条件，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城镇化空间格局趋向离散型，多呈散点式分布，各城镇之间联系较弱，难以形成能够带动整个片区发展的中心城市及完整的城镇体系。以秦巴山区为例，其城镇布局与人口密度呈由南向北、由东至西逐渐消减的非均衡分布特点 ( 表 2)，而在县域空间层面则形成了以中心城区及邻近乡镇为核心的高度集聚的非均衡城镇空间。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大多位于山区，除经济条件约束外，人口密度低、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成本高，尤其是村级公共服务设施十分匮乏。根据相关数据，2014年我国贫困地区主干道路的硬化率为 64.7%，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为42.7%，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为48.0%，有幼儿园、小学的自然村比重分别为54.7%、61.4%；在医疗卫生设施方面，行政村有卫生站的比重为 94.1%，生病后能及时就医的比重为 94.4%，而由于该类地区居民点分布零散、交通不便，在未能及时就医的原因中医院距离太远的原因占75.4%。尽管近年来全国医疗设施的普及卓有成效，但仍有许多村落缺乏基础医疗设施，综合医疗设施的分布模式也亟待优化。同时，由于贫困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日渐严重，其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也在逐步下降，使得投资成本更为高昂。

    研究是对事物发展规律和机制的分析、研判、预测，事物发展轨迹会因为其基础、环境和理念等沿袭路径依赖，因此研究同样有路径依赖，研究的缘起和学术领域会引导理论的走向。城镇化理论研究源于人类经济行为研究，其研究的路径依赖无疑是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城镇化理论研究缘起空间经济学，如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论、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以及钱纳里·萨尔昆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等，均是基于宏观层面城市经济增长与运行效率的最大化，认为空间的集聚效应能够促进经济要素的集聚，从而促进城市整体的发展。

    城镇化理论发展至今，诸多专业领域根据自身发展的需求，从不同角度对城镇化理论进行了扩充延伸，特别是在社会、人文和自然领域，产生了城乡一体化理论、统筹城乡理论、内涵式发展理论和“流空间”理论等，城镇化理论研究呈现综合化、复杂化的趋向。但总体来看，理论研究的路径依赖效应仍十分明显，增量经济仍旧是城镇化研究的核心。但经典的“涓滴效应”理论(强调实施“先增长后再分配”的发展战略，是“效率”导向的理论典范，衍生了“核心—边缘”理论、增长极理论等)表明，世界各国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