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ld;">(2)“镇—厂—村”拼贴式的全域扩张格局。

    太湖沿岸村镇自主发展的动力较强，在本地乡镇企业和中心城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双向带动下，各类工业企业以集中或分散的形式在村镇落户。在部分因发展基础好、区位优势明显得以快速发展的村镇内 ( 如胥口镇 )，企业等不及与村镇建设用地进行统筹规划协调，就在镇区居住、服务等各类用地和来不及撤并的村庄间穿梭布局，形成“镇—厂—村”拼贴式的全域扩张格局 ( 图 3)。

    太湖沿岸地区自然地形丰富，岛屿是其特有的风貌。岛屿上的村镇受太湖水域和丘陵地形影响，对外联系较为封闭，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建成区扩展速度慢，保留了特色的村镇空间格局。以位于西山岛上的金庭镇为例，近2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及年均增幅在市区范围内居于末位，村镇建设密度不足15％，年均增幅仅为2.5％，但较为完整地延续了山体环绕、面水而居的特色村镇空间形态，以及以镇区为中心、村庄自由散落布局的传统村镇空间格局(图4)。

    在空间扩张发展模式下，太湖沿岸地区丰富的自然水系和丘陵地形地貌既是村镇发展的优质资源，又是村镇发展的阻碍，既要进行保护又要合理利用。而利用本就脆弱、亟须修复和保护的生态要素进行保护式发展是一个无法得到正解的命题，不论技术手段多高明，都无法规避这一起源于发展又受制于发展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范式来取代立竿见影、较为成熟的扩张发展模式(即便是运用高新技术或不断创新理念，都始终绕不过空间扩张发展的既有范式)，反而导致发展中的空间扩张模式依托高新科技手段的庇护，使村镇日渐摆脱受自然和生态制约的发展轨迹，成为城市新一轮扩张发展的空间载体。这种城市空间扩张发展对村镇地区的侵蚀，必将激化地区发展与有限土地资源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间的矛盾，也终将因空间的不可扩张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而阻碍地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指引下，为控制生态保护地区开发建设活动的进一步扩大，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补救型政策措施。例如，全面划定了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定对应的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并借助行政手段，通过财政补偿，自上保证“红线”不走样，自下激励在保护区内形成自发、自觉的保护意识，提高生态保护和修复成效。

    这种补救型政策的颁布与强力执行，表明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的严峻性，是政府应对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积极行为，为发展与保护的博弈建立了来自外部的调控机制。这种外部机制的形成是对发展中的空间扩张模式在地区规划建设应用中的一种否定，是在尚未寻求到更为合适的发展与空间的互动模式下，借用城市化的绩效反哺生态环境的一种非可持续途径。随着村镇发展诉求的不断凸显，需要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变革发展与空间营建之间的联动关系，协同空间扩张发展模式的变革，转变服务于这种发展模式的空间营建策略，探索实践中发展—生态保护—空间营建的耦合状态。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已将“生态”列为城镇化的主导思想和必须实现的目标。《规划》中的“生态”内涵已远远超越了资源环境保护的狭义范畴，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导向的城镇化“生态+”全过程，即运用生态的理念，凭借生态的技术，构建生态的活动，形成生态的城镇化。“东部城镇密集地区，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是《规划》中明确提出的地区城镇化困境和挑战。太湖沿岸村镇近年来借助积累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已持续开展了以“生态+”为主的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是补救型的生态行动。然而，仍在不断恶化的环境和持续下降的资源承载能力，要求该地区必须进行全局性、系统性的城镇化“生态+”升级，即在理念上摒弃崇尚速度的扩张发展模式，挖掘地区“城—镇—村”互助下的非空间扩张发展模式，在技术上探索促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