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更为稳定。特别是在民族构成和城市居民文化上，不同的小城差异性更为明显，这种差异性造就了其所处城市的空间和精神面貌的不同。此外，不少具有一定历史的小城市在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县”的影响下，城市空间组织方式主要依靠地方文化与习俗。因此，不同地域小城市的城市空间往往会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我国小城市数量多、资源丰富但发展水平较低。迫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区域竞争的压力，地方管理者急需提升小城市的区域竞争力，以城市形象为重要内容的城市定位和建设便成为其重要突破窗口与途径。然而，由于自我认同感的缺失以及对城镇特色形象塑造的需求，小城市往往面临着城镇特色形象塑造的误区：以“特色”营造工程为代表的城镇建设现象。小城市大量的“拆旧造旧”和“穿衣戴帽”工程，既使城镇原有空间和文化资源遭受毁灭，也将不同地域的城镇推向同质化的竞争。对“高”“大”“新”形象的现代都市盲目崇拜，使得原有小城市的空间肌理遭到破坏。

    总体城市设计成果泛化是一个普遍性问题，然而从编制的对象尺度看，其成果泛化又表现出另一层含义，即总体城市设计的编制方法、内容在适用对象上泛化，对于不同尺度的城市均采用相同的编制方法。对于小城市而言，成果泛化具体体现在 3 个方面：内容“大而全”，“宏观—中观—微观”一应俱全；城市结构划分零碎，“重点片区、特色片区、一般片区”的划分体系不适用于也不利于小城市空间风貌的保护；成果重点问题不突出。另外，小城市的地方城市管理力量有限，“大而全”的成果内容往往因无法抓住地方城市建设问题和需求的核心而成为“书架上的蓝图”。

    近年来随着城镇的发展，除了城镇群体空间的分离和分散这种宏观区域层面的空间碎化现象，城镇空间形态碎化还有另一种现象—城镇建成区内的碎化。小城市空间形态碎化成因复杂，总的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先天”原因—小城市最早多是由村庄集镇发展而来，其本源是村庄的组合体，空间形态受限于先天格局；“后天”原因—在城镇发展建设中未在整体层面统一协调、组织城镇建设，其空间形态问题积重难返。

    总体城市设计是在城市规划及我国特有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难以有效解决城市三维空间问题的背景下诞生的，其研究与探索开始也较多实践于大城市，其空间研究范式是完全建立在都市化的用地模式与结构基础上的，对城市形态美学和公众利益进行探索，具有很大程度的“经验主义”特点。与大、中城市不同，小城市的空间组织方式除这种都市化的用地模式与结构之外，还会受本土化的文化民俗影响，依照这种“经验主义”的都市化空间研究范式在面对小城市本土化的空间问题时往往会出现困境。

    虽然当前城市设计处于空间形态的美感设计与制度规范操作实施博弈的两难境地，但在城市设计概念及其理论诞生之前，国内外的城市建设者们已经营造出出色的历史名城。中国传统城市建设理论最早起源于《周礼考工记》中的“营国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其采用严谨规整的城市布局规划，城市格局体系完整鲜明地彰显出等级的观念。随后《管子》中的“自由城”则与之相反，提出因地就势、依山傍水、与自然和谐的概念，主张 “城”与自然空间的和谐一体，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但无论是“营国制度”还是“自由城”理念，都遵循着“整体”的思想：前者主张 “城”本身的整体营造，后者主张将“城”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营造。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城市设计的演进阶段与我国相似，从古希腊时期的城与自然和谐的有限小城到古罗马时期的整体协调、彰显宏大力量的城镇，再到中世纪欧洲精雕细琢的小城镇，虽然城市建设的理念和目的不同，但营造和保持城市的整体性是其所共通的手法。

    综上，中西方传统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 ( 表 1)：一是“不中规矩”、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注重城市空间的组织性、建筑群体的整体性，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