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校和家庭代替儿童思考、表达。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平等政治、法律地位的儿童群体成为抽象的存在，其具体权益往往遭到轻视。如果没有儿童的参与，成人可能永远不知道哪些是儿童真正需要的。克拉里·弗里曼(Claire Freeman)认为规划师在构建儿童友好城市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引导发展趋势，规划师有能力决定城市空间的形式与结构，他们同样被赋予了对儿童群体所生活的城市空间产生巨大影响的决策权力。传统上的规划决策是规划师基于其所理解的公共利益而确定的，是成人主导的，儿童经常处于弱势，未能发声。因此，规划师应确保儿童利益在规划过程中得到明确的表达和代表，并在制度设计中逐步加深儿童参与规划的程度。

    《长沙2049远景战略规划》将儿童参与规划作为一个战略共识 ② ，在该共识的指引下探索了一套儿童参与规划的制度，并通过构建面向儿童的“沟通行动”规划方法，来保障“儿童参与权”，将儿童的参与权具体落实到城市规划中。

二  方法转变：面向儿童的“沟通行动”规划框架

    在儿童参与城市规划的价值共识下，此次长沙创建儿童友好城市的规划借鉴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规划方法论 — “沟通行动”规划理论，构建面向儿童的“沟通行动”规划框架，避免出现“只有规划专家理解规划”的尴尬局面。

（一）“沟通行动”规划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管治与多元主义的兴起，以及市民社会的日益成熟，规划实施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民主参与规划的愿望日趋强烈。

    与此同时，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及福柯的话语权理论的发展为西方规划界寻求规划转向提供了哲学基础，寻求社会合作、通过辩证与对话的方式来实施规划成为一种新的规划流变。在以福利斯特、赛杰、弗里德曼、法吕迪、英尼斯和希利等为代表的学者的引领下，西方规划理论出现了“沟通转向” ，并逐步建立起“沟通行动”规划的基本理论与框架。该理论的本质在于规划师的角色转变，即从“蓝图绘制者”转变为“问题协调者”。正如阿尔伯特和德纳耶尔所说，“作为一种规划的方法论，‘沟通行动’规划的目标是关注公平和社会权利分布”。“沟通行动”规划是“规划师与其他利益主体协同工作的一种规划方法”，“沟通行动”规划强调并综合反映不同主体的利益。

    相比传统规划的“工具理性”，“沟通行动”规划关注“沟通理性”。“沟通行动”规划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讨论、协商等方式建立对于规划问题、方案的共识。因为在一个规划行动的过程中，多元利益一定会存在矛盾与冲突，由此会引发不同论点的相互碰撞，而这种碰撞的载体可能是一场“讨论”和“协商”。 “沟通行动”过程的核心在于发现矛盾、谈判妥协和解决矛盾，这就要求规划从“为人的规划”走向“与人的规划”，促进规划从具有“工具理性”的“精英规划”走向“沟通理性”的“协商规划”。“以人为本”的价值在规划行动中通过平衡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得以实现。

（二）面向儿童的“沟通行动”规划方法

    按照“沟通行动”规划理论，“沟通行动”规划应搭建人与人之间真诚对话与相互了解的平台，并将其运用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规划师的大部分时间都将运用到“交流”上，规划师的专业知识只是作为知识系统的一部分，与儿童沟通相关的知识则更为重要。

    长沙儿童友好规划成立了以“规划师+儿童”为核心，包括学校(老师)、家长、政府管理者和其他公众等角色的工作营(图1)，确保项目的规划、实施、管理与使用者之间不脱节，彼此融合，并将空间使用者的参与权“前置”。工作营的架构使规划权利贯穿于规划之中。“规划并非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而是处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并发挥作用，要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规划和规划师的行为”。在长沙儿童友好规划的实践中，儿童通过工作营的工作机制，成为规划过程中权力分配及各利益主体相互制衡的核心。

（三）面向儿童的“沟通行动”规划框架

    长沙儿童友好规划共分为3个阶段，即问题发现阶段、行动规划编制阶段和行动规划实施阶段 ( 图 2)。①在问题发现阶段，引导儿童以自己的视角观察城市问题。儿童以他们独有的视角、可理解的方式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邀请老师、家长、公众及规划师一起参与问题发现过程。②在规划方案编制过程中，根据儿童的心声做规划。在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