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手段调节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简单逻辑却开始面临诸多困难。最为明显的是，在地方政府任期制和短期功利化的驱动下，一些城市更新设计项目往往被城市形象工程、地方官员政绩评价机制所“绑架”，盲目追求城市设计的外在符号价值和营销效果，而忽视公共设施的实际功能和长期运营效益，导致出现一系列外表光鲜、盲目拆建及公共投资效率低下的存量更新设计运动。

(2) “自下而上”的博弈失衡。一方面，市场的趋利行为导致某些高房价城市的拆除重建类项目动力强劲，而综合整治和功能改变类项目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市场运作型项目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自觉性不足，导致规划设计方案的公共价值缺失严重。较为明显的是，部分开发企业为保证开发成本和效益的平衡，往往采取分层化供给、排他式开发的手段，推动城市设计的“精英化”“隔离化”，以牺牲空间正义来满足部分精英群体的品质追求，从而加剧城市空间分化和贫富对立等社会问题。

（二）存量型城市设计面临的技术难题

(1)生态空间破败，修复修补难度较大。存量型城市地区长期承载着较为密集的生产与生活功能，容易产生大气、水、土壤等生态污染问题。同时，规划的长期缺位，导致环境恶劣、公共设施落后和空间破败等问题较为突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治理难度大。然而，在市场驱动下的城市更新设计运动中，往往容易忽视城市生态安全、生态保育等方面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严重的城市安全问题。

(2)项目用地分散，产业功能难以导入。土地权属复杂、产权分散和征收难度大等原因导致存量型城市地区能够改造利用的项目用地较为零散，无法形成集中连片的产业空间。同时，受到污染的环境往往无法满足新兴产业引进的空间需求，导致市场开发主体参与的积极性较低，项目招商难度相应较高。加上长期规划缺位、产业方向不明确，在市场化牵制的开发建设中，容易陷入全盘房地产化的危机。

(3)社会空间多元，地域特色面临消失的危机。存量型城市地区往往保留着丰富的历史印记和人文社会网络。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城镇化的推进，部分地域特色鲜明的人文印记、具有较高的公共和社会属性的空间场所面临消失的危机。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需在推动城市物质空间更新改造的同时，加强对人文空间和社会网络的修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打造吸引人、留住人、造福人的城市。

(4)开发限制较多，多方利益较难平衡。存量型城市地区往往位于城市老城区、历史文化保护区与生态敏感区，在开发强度、生态控制等方面的限制较多。为保证规划的可实施性，提高市场参与存量地区改造的动力，需在保障生态安全、和文脉延续等公共价值的前提下，运用城市设计方法搭建政府、开发商、设计师和市民等多方协调的平台，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共治共赢的城市治理。

三  出路：空间经营趋势下的存量型城市设计框架构建

    在空间经营的趋势下，存量型城市设计需逐渐从单纯的空间物质形态设计工具向引导城市空间综合发展的政策工具演变。通过对比传统城市设计，存量型城市设计发生了5个方面的变化：①由宏大蓝图向细微织补转变。例如，陈沧杰等人在南京鼓楼区的更新设计中，从品质、活力和民生 3 个方面探索存量型城市设计的理念与路径，从关注“宏大场景”塑造转向关注“平民叙事”，实现城市环境和日常生活空间品质的提升。②强化公共政策和实施保障。例如，葛天阳等人结合郑州京广路地段的设计探索，针对“空间复杂、权属复杂、任务多元、推进困难”的特点，提出“存量挖潜加强评估、市场机制盘活空间、‘多规’统一协同编制、精细设计保障实施”的更新型城市设计思路。③加强地域文化传承与城市共生。例如，李汉飞对佛山城市中轴线老城区的设计，从老城保护与更新的视角探索存量型城市设计的理念和方法创新，提出了“共生共荣”的设计理念、 “追根溯源”的文化考量、 “递进互补”的规划层次和“突出主题”的行动策划。④强调市场弹性的产业策划与空间应对。例如，周立等人在苏州太湖科技产业园的设计中，引入策划方法，统筹考虑产业发展情景及其空间应对，并以此为基础研究生态保护、功能布局、交通组织、景观特色和开发控制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更具科学性与适应性的设计方案。⑤加强城市设计与城市治理的结合。城市设计不仅是一个方案，还是一个城市治理的协调平台。胡耀文结合三亚的城市设计工作，在优化政府规划管理、引导开发秩序、辅助公民社会运作3个方面进行探索性思考和实践。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转型期城市设计的空间经营发展趋势，以推动城市空间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聚焦存量型城市设计面临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空间博弈失衡困境，同时结合生态环境修复难、产业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