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会是修复责任人之一，因此多数情况下会承担部分修复组织工作。由于在欧美国家一旦被认定为污染场地，不仅意味着业主自身健康正受到严重威胁，还会使该土地的价值大受影响。积极开展并推进修复工作无论从健康、环境和生态角度，还是从土地价值角度均能让业主受益，因此受到大部分业主的欢迎、支持和配合。同时，如果是政府部门主导下的修复治理，业主是污染场地修复后的主要使用者，业主的意见往往会左右修复进程的推进并对修复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因此通常在修复项目前期准备、方案比选及成果制定等各个阶段均需保有畅通的业主沟通渠道。

3.开发商角色

    根据开发项目类型的不同，开发商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在美国“超级基金”项目中，因为针对的是严重污染场地，所以通常由以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USEPA，以下简称“美国环保署”)为主的政府部门来组织、实施和监督整个修复治理工作，在修复治理接近尾声或基本完成后再引入开发商来进行投资开发建设。在该过程中，开发商不承担污染场地修复治理的成本，而主要是参与修复后土地的开发建设工作。

    但在轻度或一般性污染场地修复中，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社会上的资金和力量介入到污染场地修复治理中，很多国家允许开发商参与或主导污染场地的修复治理过程，并通过经济或政策补偿等方式来增加污染场地的吸引力。例如，在英国威勒尓的港口阳光河公园项目中(Port Sunlight River Park，以下简称“PSR公园”)，通过一系列评估发现开发商介入修复过程为最优策略，因此主管部门将该土地和修复工作委托给土地信托机构，并通过引入开发商来推进该地块的修复治理。

4.社会公众角色

    作为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对于污染场地修复工作通常都是非常关心和支持的。因此，在修复项目推进的各个阶段，公众意见的采集、归纳与回应都是欧美国家推进污染场地修复治理项目的重要环节。如果是与社区相关的污染场地治理，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除了有助于平衡和协调诸多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外，也有助于提升其社区责任感和认同感，并为公众对污染场地修复后的使用进行维护和监督创造条件，具有良好的教育意义。

    同时，社会公众也是污染场地的重要发现者。由于各个地区的污染场地分布及其严重程度并不明确，单纯依托政府部门来甄别和发现污染场地效率较低。在美国就制定了一套良好的公众举报制度，极大地拓展了污染场地的发现渠道。

（三）修复资金筹措机制

    污染场地的修复治理通常耗资庞大，因此在很多污染责任人不明或无力承担修复治理费用的情况下，需要由政府来提供修复资金。欧美国家通常会成立专项修复基金的方式来为修复工作提供必要资助。

    美国“超级基金”制度即是依托全名为“危害物质应对信托基金”建立起来的制度。该基金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税收，包括国内生产石油和进口石油产品税、化学品原料税、环境税等。其他来源包括常规拨款、向污染责任者追讨的修复和管理费用、罚款、利息及其他投资收入等。1980年“超级基金”设置的初始资金为 16 亿美元，其中 13.8亿美元来自对生产石油和某些无机化学制品行业征收的专门税；2.2 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财政拨款。1996 年基金总数扩大到85亿美元，其中25亿美元来自年收入在200万美元以上企业的附加税，27.5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普通税，3 亿来自基金利息，3 亿美元来自费用承担者追回的款项等。截至2007年，“超级基金”总计融资423亿美元，算上责任人主动修复污染场地花费的225亿美元，总金额达到648亿美元。

    在美国“超级基金”制度中，当有条件识别潜在责任方且有能力支付修复成本时，责任方应承担主要修复费用。如果潜在责任方不予合作，美国环保署既可通过诉诸法庭强制要求责任方清理修复，也可以利用“超级基金”开展修复。如果污染责任方无法被识别或无力支付清理修复费用，美国环保署使用“超级基金”中的资金来清理修复污染最严重的场地。在美国，污染责任人一般需要承担治理项目中约2/3的费用，对于污染情况严重者，罚金可达到污染清理费用的3倍。例如，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帕默顿镇污染案件中，美国环保署成功让 5 家主要责任公司承担了约 2140万美元的赔偿金。

    与之相对的是欧洲对于污染责任人的惩罚要宽容许多，其中部分原因是欧洲存在许多累积性的、重复污染的场地，如英国伊丽莎白奥林匹克公园，曾被生活垃圾、战时垃圾与工业垃圾等污染，其历史较美国污染场地久远，可追溯性弱。而英国的“棕地”政策规定，土地修复主要由政府承担，污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