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元化等方面率先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典型的如北美、西欧、日韩等。经过快速的工业化和多年的发展，这些国家总体上告别了资源短缺，基本走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贫困阴影，进入了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提出的所谓“丰裕社会”阶段。之所以说发达国家是“总体上”进入了令人艳羡的“丰裕社会”阶段，原因在于霓虹灯下有阴影，贫困同样是其挥之不去的社会问题。当然，发达国家的贫困有着自身的空间属性特征(即结构性贫困)，如有研究发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甚至占到国家总人口的15％左右。总体而言，发达国家贫困问题的特征如下：

    一是以相对贫困为主。受益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物质文明及体系化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发达国家居民在生存意义上的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通常发达国家采用十等分法或人均收入半值法来确定相对贫困人口，由此导致发达国家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远远优于发展中国家)。例如，按照2015年美国政府的贫困线标准，个人年收入低于11 　 770美元、两口之家年收入低于15 　 930美元、三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0 　 090美元、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4 　 250美元，即为贫困人口 [5] 。

    二是以城市贫困为主。这与其城市化程度和水平较高有关。研究发现，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基本上都超过了80％，甚至达到 90％。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国民生活于城市之中，因居民收入差异、居住隔离和阶层分化等因素交织，导致城市成为贫困的主要发生地。而农村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低、人均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水平较高，贫困发生率反而要低得多。

    三是与种族、性别和年龄具有较高相关性。以美国为例，2014 年美国发生贫困率为14.8％，其中黑人贫困率为26.2％、拉美人贫困率为23.6％、非拉美白人贫困率只有10.1％。受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影响，妇女工资普遍低于平均工资水平，导致女性特别是单身母亲的贫困比例相对较高。此外，贫困人口集中于无人赡养的老年人和无人抚养的儿童。

（二）作为发展问题的后发国家贫困问题

    何谓后发国家？这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的，通常指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程度上还没有发展起来或正在发展的国家。纵观全球，在人类数百年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历史中，除了诸如西欧、北美等国家外，能够成功跻身现代化的国家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独立建国的，不但基础差、底子薄，而且往往只有形式上的领土主权，却没有与之相应的内政治权。各个国家推行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行动，不得不受发达国家主导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约束与控制，甚至没有独立完整地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能力。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所刻画的那样：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着严密的等级，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多数国家成为它们的附属国。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进一步指出：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这一属性意味着置身于世界体系中的后发国家本身就是这一体系中的贫困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有限贫困不同，后发国家基本上是总体性贫困。大致来说，后发国家贫困问题的特征如下：

    一是以绝对贫困为主。基本上属于物质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称为极端贫困，是现代文明标准下的温饱型贫困。

    二是占据人口中的大多数。后发国家的贫困人口，规模大、比重高。从全球范围看，在那些连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都没有保障的绝对贫困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后发国家。

    三是乡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并存，但以乡村贫困为主。受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非平衡性影响，相对城市而言，农村是贫困的主要发生地，但是大规模贫民窟的存在也在向世人表明，城市也并非想象中的天堂。

（三）作为空间问题的中国贫困问题

    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40年的奋斗与积累，中华民族走进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累累硕果，使中国贫困问题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像发达国家一样，贫困人口已经成为少数，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并有望在2020年按照国定贫困标准全面脱贫；另一方面，又像后发国家一样，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贫困问题的二重性，根源于对当代中国属性判断的多重性。例如，从经济规模看，我国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相当于排在第三位的日本的两倍多；但是从以美元计价的人均 GDP绝对值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全年人均 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