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行政区面积只有上海的 1/3 和北京的 1/8，但却承载着近两千万的人口。截至 2015 年底，深圳现状建设用地毛容积率已达 1.1，超过了香港的0.97和东京的0.80。

    当然，人口密度和建筑空间密切相关，建筑密度又与气候区密切相关，气候区又与地理纬度密切相关。高纬度地区城市密度低，低纬度地区城市密度高，也是符合日照通风等健康人居环境要求等基本规律的。因此，当对不同区位的超大城市进行对比研究和分析时，不可忽视在同样人口数量或经济体量的状况下，会呈现迥然不同的尺度和密度的情况。

    在中国目前已有的七个超大城市(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重庆和深圳 ) 中，深圳或许是尺度最小、密度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在日渐庞大的体量条件下如何继续保持曾经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是深圳及其他超大城市面临的艰巨挑战。这里所说的速度，不仅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和建设速度，还指城市的运行速度。从空间使用效率上看，更聚集于交通系统的运行指标。有研究者甚至定量分析和探讨城市每拥堵 1 小时会造成直接或间接 GDP 损失有多大。

三  辐射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城市持续发展的三大动力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剧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两大趋势，无论是经济组织之间，还是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竞合关系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有时竞争大于合作，有时合作大于竞争，更多的状况就是竞合联盟。其间的力量对比取决于各自的辐射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一个城市要赢得竞技中的优势，不仅要有更高的“体型”和“体态”，还要有更优的“体量”和“体质，更要有更强的体能和体力。无论是何种竞技项目，哪怕是技巧成分占据再大的比例，一个运动员也不能忽视日常的体能训练，这是保证在赛场上能爆发和持久的基本条件。对一个城市而言，既要有对外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又要有保持内部竞争的活力，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城市内在的产业竞争力。所谓“城市”，作为战争防御功能的“城”，逐渐退化或演变为对开发边界的自发坚守，而作为商品交易功能的“市”，却越来越发挥其不可限量的增长潜力和机会。

    超大城市不断涌现，其“大”和“密”带来了更多的就业与创业机会，成为持续吸引农村人口的强大磁极。当然，只有“大”和“密”是不够的，否则那些曾经的资源密集型和重工业产业密集型城市就不会衰落了。但要厘清的是，城市衰落并非城市本身的衰落，产业动力的不足才是根本原因(图2)。

四  病症、病因、病理：“城市病”认识存在的误区

    人多车杂和空气污染通常是超大城市的基本画像，也是媒体经常报道的新闻主题。但如果遵循“田野调查”的方法，稍微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的话，会发现民间流传着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尤其是广东经济发达的镇区，他们的表述是：“人多车多香火旺，有人气才有财气！”这些情况在媒体和学者看来是“城市病”，而在他们看来堵车是城市繁荣的象征。正如简·雅各布斯等人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所指出的那样：“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表面的干净整洁，但并不意味着内在的健康。”有学者认为可以从第三世界自然发展的城市中学到很多东西，“在那里，由于没有明确的分区排序或者矩形路网，城市发展完全是靠城市自我调节控制，也自然而然地遵循了复杂系统中严密发展的结构规则。当然现有的条件实在不容乐观，卫生、水源和服务设施等都十分匮乏。然而，在脏、乱、差的表面之下却有着可以给全世界做范例的城市连贯性”。

    城市表面的病症是易见的，内在的病因却很难找到准确的答案。以 2003年席卷全国的“非典”为例：病症的发源地是佛山，但深圳却比距离更远的香港发病率要低得多，这是为什么？至今是个难解之谜。将珠三角地域上紧紧毗邻的三个特大城市进行对比：论人口，香港最少，广州最多；论交通，香港最畅，广州最堵；论房价，香港最高，广州最低；论空气污染，广州、深圳、香港难分彼此。深圳在城市尺度和密度上刚好处于香港和广州之间，这是区位决定论的必然？还是特区规划和发展的偶然？城市流行病的发生和传播与城市密度有直接关联吗？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在 2004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修订的居住用地的容积率比 1997 版有较大幅度的降低，算是对“非典”影响的一种回应。或许医学专家通常认为聚集的人群更容易传播流行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