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划定功能的标准，相应而言并不是低端产业就一定等同于非核心功能。同时，也需要理解疏解功能并不等同于疏散低端功能。一方面，城市发展高端产业需要部分低端产业与之配套；另一方面，仅疏解低端产业对疏解成效的贡献是否显著还值得深入探析。从生活角度看，疏解非核心功能不能将服务于居民的商业服务、交通运输、水电气供应等功能疏解，避免造成生活不便和影响城市正常运转。但在某些领域的确存在服务范围被拓展、服务对象被扩大的情况，如服务于区域的部分医疗、教育培训等功能，应是疏解的重点。

（三）功能疏散的空间理论

    城市规划中疏散理念来源于“田园城市”、卫星城、新城、有机疏散等思想。疏散过程应更加强调在分散中集中，而不是指不受制约的低密度蔓延，从而形成“多中心化”，即从中心地区分散出去的功能在空间上再度集中，形成相应的次中心，各级中心在社会经济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分工。新经济地理学的著名学者藤田认为，过度集聚所导致的一系列如拥堵等大城市病问题是促使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型的重要力量。一部分相关研究的结果也为多中心规划理念提供了可靠的实证支持，从经济绩效看，多中心结构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在交通绩效方面，多中心城市结构有助于降低通勤时耗；在房价绩效方面，多中心城市比单中心城市往往具有更低的平均地价；在生态绩效方面，城市多中心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通勤能耗和建筑运行能耗的节约降低城市的人均能耗及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能有效促进环境保护、能源节约、绿地防灾和人居和谐。

二  国内外大都市功能疏解经验与借鉴

（一）国际大都市功能疏解经验

    系统地研究梳理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等地区利用多中心空间战略疏解人口和城市功能的思路与经验，为上海非核心功能疏解的空间导向提供启示：

(1) 国际城市的实践殊途同归，功能疏解与构建多中心城市空间格局紧密联结，国际大都市多中心化势头清晰而强劲，坚持多中心战略应成为我国城市区域发展的战略方向。

(2) 疏解机制主要分为市场为主、政府搭台和政府积极干预三种。功能疏解与多中心建设的成功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大城市病的问题无法只靠市场机制得到缓解，需要政府通过功能疏解和多中心的建设对市场机制的失灵作出及时调整。例如，香港和新加坡较为成功的新城建设，是由于当地政府制定了合理的规划并长期严格执行的结果。政府主要致力于建设交通设施、均等化布局公共设施、搬迁公共部门和污染企业，其他企业迁移主要依靠市场力量。

(3) 国外较多以市场自发的边缘城市和政府引导的卫星城 ( 新城 ) 两种模式来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产业与就业岗位。在郊区或卫星城的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内部不断填充高端服务业，同时将其中部分非核心功能的产业向外疏散转移，最终保证区域内的均衡发展和防止中心城无限制膨胀。

(4) 在功能定位上与中心城差异化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距中心城市一定距离，但又要与中心城有便捷的交通联系，方便两者之间的经济往来。

（二）国内大都市功能疏解的经验：北京实践及与上海的比较

    北京非核心功能疏解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上海地区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作用。通过对比北京和上海在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方面的异同，能够更加明确上海非核心功能疏解的方向与着重点。缓解大城市病、为核心功能的发展提供资源和空间环境是北京与上海非核心功能疏解共同的出发点。但区域的异质性决定了疏解内容和方式的差异。对北京来说，政治地位优势和过大过全的城市功能体系会不断吸引各类生产生活要素，因此非核心功能疏解必须和缩小区域差异、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同推进；对上海来说，城市病治理和功能提升转型是重点，应更多着力于调节城市功能的空间错配、优化布局和推进功能提升。

(1) 在产业方面，上海要更注重市场的力量。北京拥有庞大复杂的城市功能体系，在京津冀地区虹吸效应远大于溢出效应；相反，长三角地区则拥有较高的一体化程度。因此，北京功能疏解的过程向外的推力更加重要，但上海可更多靠外围区域的拉力；北京的疏解政府着力更多，行政色彩更加浓厚，上海则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自动疏解。

(2) 在空间方面，上海要突出着力重点。在资源和要素有限的情况下，北京集中资源、力度，空前地打造通州城市副中心，如果运用得当，将是形成多中心的契机。反观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着力点上仍然过于分散，不利于形成反磁力中心。

三 上海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