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贫困线设定参考南京市政府划定的低保补助线 — 反映当地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低于这一收入意味着需要救助，每个城市根据各自情况制定并每年调整，成为国内贫困测度常用的贫困线指标。2014年南京市低保补助线为保障家庭人均月收入700元，这一收入约为当年平均收入的 20％，调研发现低保户通常还会得到200元左右来自各种渠道的补贴，故将本研究的贫困线设定为家庭人均月收入900元。低保申请条件较多，如流动人口无法申请当地低保、有的低收入家庭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去申领，导致官方的低保户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贫困户的真实数字，本研究通过抽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基于人均月收入900元的贫困线，采取贫困集聚的传统方法 —FGT指数法进行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 (反映贫困者收入与贫困线的总体差距 )、贫困强度指数 ( 反映贫困者内部的差异)的测度。

（三）结合中国保障房体系特色，关联住房类型

      欧美、日本等国家的保障房主要是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住房严重短缺以及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而来的大量城市住房需求。而 21世纪初中国的城市住房人均居住水平已经超过 30m²。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保障房主要是为了平衡房地产市场中低收入住房供应缺失，同时解决伴随快速城市化的大量旧城拆迁和集体土地征用的居民安置问题。
      中国保障房的权属多样，不局限于租赁住房。有分配资格规定，但不完全是托底性的。入  住资格为低收入住房困难户的住房有两种：针对最低收入住房困难户的廉租房，住户不得自行出售或出租该住房；针对低收入住房困难户的经济适用房，5 年后可以出售，政府拥有先行购买权。但是入住资格又不仅指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受城市发展推动的拆迁补偿性住房占据较大比例 — 针对国有土地拆迁户和针对集体土地拆迁户的安置房，这两种住房都可以由房主自行出租或出售。2010 年以来公共租赁房的入住资格进一步扩大至新就(创)业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与廉租房并轨管理。除了公共租赁住房外，其他住房都可以由房主租售。
      保障房政策和地方政府具体的项目实施决定了保障房住区的初始权属构成，空间决策和城市发展影响保障房住区的区位资源，规划建设和管理机制影响其适居性。在住房体系和住房市场的大环境中，上述保障房特性影响其社会人口构成，其中有通过政府的住房分配政策获取住房的人群，包括被动安置过来的拆迁户和主动向公共机构申请租赁与申购的人群，也有在市场上租赁和购买住房的人群(图1)。每一个大型保障房住区人口都是这些人群的集合，表现出不同的入住情况和社会结构。

      保障房既然并不全是托底型住房，那么大型保障房住区是否存在贫困集聚情况？如果存在，由于保障房住区人口来源与住房类型有关——包括建房初始分配的住房类型和其后市场形成的住房权属类型，那么贫困集聚是否表现出与哪种住房类型的人群更有关？这一研究有助于了解贫困集聚程度和贫困者的来源，帮助判断保障房项目在市场中的作用；也有助于在两个方面跟进针对性政策，一是识别出有较大风险沦于市场底层的保障房项目并加强维护和管理，二是缓解现有人口中比较严重的贫困。

二  南京案例选择和基本情况

（一）南京主城边缘大型保障房住区分布情况

      1994 年以来，南京保障房空间格局经历了 1995 ～ 2000 年起步阶段、2000 ～ 2010 年提速阶段和 2010 年以来大规模建设阶段，保障对象、住房类型、建设量及空间选择体现了不同阶段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地方政府的实施策略。大型保障房住区体现出多样化的历时性集聚特征，既有小规模零散建设渐次集聚形成的，又有统一规划分阶段建设形成的，还有近期按照大规模高强度新城规划在短期建设完成的，总体上没有欧美国家曾经出现的低建设质量和负面形象标签化的高风险。这些住区在住房类型构成、空间区位和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体现出差异，可以为研究提供进行对比分析的样本。

（二）项目案例的数据获取和基本情况

      基于建设时间、住房初始类型和区位交通条件，本研究选择了7个案例住区为研究对象 ( 图 2，表 1)。7 个案例住区用605hm²的土地，建设了84459套住房及配套公共设施，解决了16.5万人口居住问题，其中包括大量流动人口。研究组于2014年1月～2015年1月进行了案例调查。中国公开的人口信息统计单元以街道为单位，远大于保障房项目范围。本研究中案例的人口总数、流动人口数和常住人口数是通